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主编

第一卷     聂石樵、李炳海主编

 
总绪论
  第一节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
  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演进
  第三节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第一编 先秦文学
    
  第一章 上古神话
  第二章 《诗经》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第四章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第二编 秦汉文学
    
  第一章 秦及西汉散文
  第二章 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第三章 司马迁与《史记》
  第四章 两汉乐府诗
  第五章 东汉辞赋
  第六章 《汉书》及东汉散文
  第七章 东汉文人诗

 

 

第二卷    袁行霈、罗宗强主编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论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第二章 两晋诗坛
  第三章 陶渊明
  第四章 南北朝民歌
  第五章 谢灵运、鲍照与诗风的转变
  第六章 永明体与齐梁诗坛
  第七章 庾信与南朝文风的北渐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
  绪论
  第一章 南北文学的合流与初唐诗坛
  第二章 盛唐的诗人群体
  第三章 李白
  第四章 杜甫
  第五章 大历诗风
  第六章 韩孟诗派与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
  第七章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第八章 散文的文体与文风改革
  第九章 唐传奇与俗讲变文
  第十章 晚唐诗歌
  第十一章 李商隐
  第十二章 词的初创及晚唐五代词

 

 

第三卷    莫砺锋、黄天骥主编

第五编 宋代文学
  绪论
  第一章 宋初文学
  第二章 柳永与北宋前期词风的演变
  第三章 欧阳修及其影响下的诗文创作
  第四章 苏轼
  第五章 江西诗派与两宋之际的诗歌
  第六章 周邦彦和北宋中后期词坛
  第七章 南渡前后词风的演变
  第八章 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
  第九章 辛弃疾和辛派词人
  第十章 姜夔、吴文英及宋末词坛
  第十一章 南宋的散文和四六
  第十二章 南宋后期和辽金的诗歌

第六编 元代文学
  绪论
  第一章 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
  第二章 关汉卿
  第三章 王实甫的《西厢记》
  第四章 白朴和马致远
  第五章 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
  第六章 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
  第七章 南戏的兴起与《琵琶记》
  第八章 元代散曲
  第九章 元代诗文

 

 

第四卷    霖、袁世硕、孙 静主编

第七编 明代文学
 
绪论
 
第一章 《三国演义》与历史演义的繁荣
 
第二章 《水浒传》与英雄传奇的演化
 
第三章 明代前期诗文
 
第四章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
 
第五章 明代杂剧的流变
 
第六章 明代传奇的发展与繁荣
 
第七章 汤显祖
 
第八章 《西游记》与其他神怪小说
 
第九章 《金瓶梅》与世情小说的勃兴
 
第十章三言二拍与明代的短篇小说
 
第十一章 晚明诗文
 
第十二章 明代的散曲与民歌

第八编 清代文学
 
绪论
 
第一章 清初诗文的繁荣与词学的复兴
 
第二章 清初戏曲与《长生殿》、《桃花扇》
 
第三章 清初白话小说
 
第四章 《聊斋志异》
 
第五章 《儒林外史》
 
第六章 《红楼梦》
 
第七章 清中叶诗文词多元发展的局面
 
第八章 清中叶的小说戏曲与讲唱文学

第九编 近代文学
 
绪论
 
第一章 龚自珍与近代前期诗文词
 
第二章 近代前期的小说与戏曲
 
第三章 黄遵宪、梁启超与近代后期诗文词
 
第四章 近代后期的小说与戏曲

后记

 

 


总绪论

第一节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

文学史与文学史学 文学本位 史学思维 文化学视角 文学史著作的当 性 文学史史料学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并作了许多论述。 这些论述散见于史书、目录学著作、诗文评、文学总集或选集的作家小传中;在 一些序跋、题记及其他文章中也有所涉及。

    就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而言,史家的记述是比较早的。司马迁的《史记·屈 原贾生列传》不但为屈原、贾谊这两位文学家立传,而且笔墨涉及宋玉、唐勒、 景差等屈原之后贾谊之前的辞赋家,已经算是有了文学发展过程的初步描述。此 后,(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对司马迁《史记》以前史官之文的 发展过程有简单的追述;齐梁时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回顾了南朝 宋以前诗歌的发展历程,可以看成是关于诗歌史的比较详细的论述。(南朝宋) 范晔撰《后汉书》,始创《文苑传》,将22位文学上有成就的人的传记合在一 起,按时代先后排列,提供了文学发展的线索。此后,一些正史中的《文苑传》 或《文艺传》,大都沿袭《后汉书》的体例。在目录学著作方面,斑固在刘歆 《七略》的基础上撰成《汉书·艺文志》,其中的《诗赋略论》对诗和赋的发展 有初步的描述。此后,一些目录学著作,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 志》、《新唐书·艺文志》大都继承《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在著录书目的同 时考辨源流。(清)幻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算是这类书中的集大成者。在 诗文评方面,(梁)刘勰《文心雕龙》中《明诗》以下20篇论及许多文体的形 成过程,《时序》等篇也有关于文学发展的精彩论述。(梁)钟嵘的《诗品序》, 对文学的发展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此后,在一些诗话、词话,以及诗纪事、词 纪事之类的书中,也有关于诗词发展的论述。

    此外,(东汉)郑玄《诗谱序》追述诗歌的起源,历数周文王、周武王、周 成王以至懿王、夷王、厉王、幽王时政治的变迁与诗歌的关系,从政治的角度对 诗歌的发展作了较细致的描述。(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从文体流变这个 新的角度,论述了文学的发展。(唐)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对《诗》、《骚》 以来诗歌发展的历程作了总结。(宋)李清照的《词论》追述了词的发展概况。 (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为398位唐代诗人作传,间有评论,从中可以看 出唐诗发展的因革流变。(明)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题辞,已经 勾勒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脉络。(清)钱谦益的的《列朝诗集小传》,对明代 诗人一千六百余家作了评述。清代所修《全唐诗》,为唐代诗人逐一作了简介, 从中可以看到唐代诗歌的发展线索。

    毫无疑问,上述种种著述都是我们今天撰写文学史应当借鉴的。然而,这些 还不能算是对文学发展过程的系统完整的论述,因而还不是专门的文学史著作, 更不能说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文学史学科。中国学者所写的文学史著作,是20世 纪初受了外国的影响才出现的,一般认为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编写的讲义《中国 文学史》为滥觞之作。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别代表了20 年代、30年代、四五十年代、60年代文学史著作所能达到的成就。王国维的 《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分体文学史中是最早的、最有影 响的著作。

    由此我们可以说,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文学史才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各家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并不相同,因此文学史的写法 也有很大差异。只要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不同的理解与不同的写法而形成各自 的特色,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丰富和完善文学史这门学科。即使现在或将来,也 不可能只有一种理解、一种模式、一种写法,而只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那么,我们对文学史是怎样理解的呢?我们认为: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 一的文学的历史。

    这是一个最朴实无华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意思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 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它包括以下几 方面的意思:

    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 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当然,文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它反映现实的功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方面的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 是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接受者的美感而实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广 度与深度未必超过史书的记载,如果以有“诗史”之称的杜诗和两《唐书》、《 资治通鉴》相比,以白居易的《卖炭翁》与《顺宗实录》里类似的记载相比,对 此就不难理解了。但后者不可能代替前者,因为前者是文学,具有审美的价值, 更能感染读者。当然也可以以诗证史,将古代文学作品当成研究古代社会的资料, 从而得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但这并不是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著作必须注意文学自 身的特性。

    紧紧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史研究有几个层面,最外围 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背景研究很重要,这是深入阐释文学创作的 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但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研究显然不能成为文学史著作的 核心内容,不能将文学史写成社会发展史的图解。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创作 的主 体即作家,包括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等。应当充分重视作家研究,但作家研 究也不是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不能将文学史写成作家评传的集成。正史里的 《文苑传》、《文艺传》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作品,这 才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因为文学创作最终体现为文学作品,没有作品就没有文 学,更没有文学史。换句话说,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 历程,而前两个层面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的。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文学理论是指导 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是文学创作完成以后在读者中的反应。文学的 发展史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共同推进的历史。这并不是 说要在文学史著作里加进许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内容,在文学理 论史和批评史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今天,撰写文学史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了。 我们只是强调撰写文学史应当关注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并用文学思潮来解释文 学创作,并注意文学的接受,引导读者正确地鉴赏文学作品。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还有文学传媒。古代的文学媒体远没有今天多,只有 口头传说、书写传抄、印刷出版、说唱演出等几种,但已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文学作品靠了媒体才能在读者中起作用,不同的媒体对文学创作有不同的要求, 创作不得不适应甚至迁就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状况是取决 于传媒的。从口头流传到书写传抄,再到印刷出版,由传媒的变化引起的创作的 变化很值得注意。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之简练跟书写的繁难不能说没有关系。唐宋 词的演唱方式对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印刷术发明以后大量文献得以广泛而长久 地流传,这对宋代作家的学者化,进而对宋诗以才学为诗这个特点的形成有重要 的影响。宋元说话艺术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宋元戏曲的演出方式对剧本创作的影 响,更不容忽视。传媒对创作的影响以及传媒给创作所带来的变化,应当包括在 文学史的内容之中。

    总之,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 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 及其两翼。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 方式。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突破过去那种按照时代顺序将一个个作家 作品论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的模式,应当注意“史”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承传流 变的过程。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靠描述,要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 言,换成描述式的语言。评价式的语言重在定性,描述式的语言重在说明情况、 现象、倾向、风格、流派、特点,并予以解释,说明创作的得失及其原因,说明 文学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描述和评价不仅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习惯,而且是两种 不同的思维方式。描述并不排斥评价,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著作既 然是“史”,就要寻绎“史”的规律,而不满足于事实的罗列。但规律存在于文 学事实的联系之中,是自然而然的结论,而不是从外面帖上去的标签。

    我们不但不排斥而且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 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文学的演进本来就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古代的 文学家往往兼而为史学家、哲学家、书家、画家,他们的作品里往往渗透着深刻 的文化内涵。因此,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 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的交叉 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先秦诗歌与原始巫术、歌舞密不可分;两汉文 学与儒术独尊的地位有很大关系;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不能不关注玄学、佛学; 研究唐诗不能不关注唐朝的音乐和绘画;研究宋诗不能不关注理学和禅学;保存 在山西的反映金元戏曲演出实况的戏台、戏俑、雕砖、壁画是研究金元文学的重 要资料;明代中叶社会经济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气氛,是研究那 时文学的发展决不可忽视的。凡此等等,都说明广阔的文化学视角对于文学史的 研究是多么重要!有了文化学的视角,文学史的研究才有可能深入。

    文学史的存在是客观的,描述文学史应当力求接近文学史的实际。但文学史 著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文学史的资 料在当时记录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记录者主观的色彩,在流传过程中又有佚失,现 在写文学史的人不可能完全看到;再加上撰写者选用资料的角度不同,观点、方 法和表述的语言都带有个性色彩,纯客观地描述文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会多 少带有一些主观性。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作者的个性,这个性又是治学严谨而富有 创新精神的,这样的主观性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一个时代大体 相近的观点、方法,以及因掌握资料的多少有所不同而具有的某种时代性,那也 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当代人写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这当代性表现为: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 文学创作的关注。研究古代的文学史,如果眼光不局限于古代,而能够通古察今, 注意当代的文学创作,就会多一种研究的角度,这样写出的文学史也就对当代的 文学创作多了一些借鉴意义。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史著作,更有可能因为反映了当 代人的思想观念而格外被后人注意。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把主观性当作任意性、 随意性的同义语。

    撰写《中国文学史》应该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但必须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 发,不能将外国时髦的理论当成公式生搬硬套地用于解释中国文学。有志气的中 国文学史研究者,应当融会中国的和外国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文学理论,从中国 文学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述中国文学的历史, 而不应先设定某种框架,然后往里填装与这框架相适应的资料。

    文学史史料学是撰写文学史的基础性工作。所谓文学史史料学,包括与文学 有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辨伪,史料的检索等 等,是以资料的鉴定和整理为目的的资料考证学。这是撰写文学史必不可少的基 础性工作,没有这个基础,文学史所依据的资料的可靠性就差多了,但严格地说, 文学史史料学并不完全等于文学史学。着眼于学科的分工,为了促进学科的发展, 应当在文学史学之外另立一个分支学科即文学史史料学;然而就学者而言,史的 论述和史料的考证这两方面不但应该而且也可以兼顾,完全不懂得史料学是很难作好文学史研究的。

 

 

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演进


    
文学演进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 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 俗与雅 各种文体的渗透与交融 复古与革新 文与道

    推动中国文学演进的因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所谓外部因素是指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民族矛盾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等等。例 如,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带来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与之相适应, 文学也出现了繁荣局面。汉代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以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政策,对汉赋的出现和汉代散文的特点有直接的影响。汉末的黄巾起义及 军阀混战,影响了建安时期一代人的思想观念,造就了建安文学的新局面。面北 朝的对峙造成南北文风的不同,隋唐的统一以及唐代广泛的对外文化交流又推动 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宋代理学的兴起,士人入仕机会的增多,以及印刷术的发展, 对宋代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代士人地位低下,他们走向市井,直接推动了 元杂剧的发展。明代中叶以后,商业经济繁荣,市民壮大,反映和适应这种新的 社会状况,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清朝初年民族矛盾突出,在文学创作上也 有反映。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更引起文学 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关于中国文学演进的内部因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首先要考虑到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所以中国 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突出。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体发展的不平衡。各种文体都有一个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的过程, 所谓文体发展不平衡,包含这样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各种文体形成和成熟的 时代不同,有先有后。诗歌和散文是最早形成的两种文体,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 用文字记载的诗文。在中国文学的各种文体中,诗和文是基础。到了魏晋南北朝 才有了初具规模的小说,唐代中期才有了成熟的小说。而到了宋金两代,出现了 宋杂剧和金院本,才标志着中国戏曲的形成。以上所说是文体的大概轮廓,如果 细分,骈文是魏晋以后才形成的,词到唐代中叶才形成,白话短篇小说到宋代才 形成,白话长篇小说到宋元之际才形成,散曲到元代才形成。中国文学的各种体 裁形成的时间相差数百年甚至一两千年,可见不平衡的状况是多么突出。另一方 面,各种文体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其过程的长短也不同。例如小说,从远古 神话到唐传奇,历经了极其漫长的时间;而赋的形成过程就短得多了。

    二、朝代的不平衡。各个朝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是不一样的,有的朝代相对繁 荣些,有的朝代相对平庸些,这很容易理解。而且各个朝代各有相对发达的文体, 例如:汉代的赋、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明清两代的小说。这并不是 说这些朝代的其他文体不值得注意,例如宋诗、清诗、清词也都很重要,但作为 代表性文体还是上面所举的那些。其实在一个朝代之内文学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有些年代较长的朝代如汉、唐、宋、明,其初期的文学比较平庸,经过两代或三 代人的努力,才达到高潮。有些小朝廷倒又可能在某种文体上异军突起,如梁、 陈两代的诗,南唐和西蜀的词。

    三、地域的不平衡。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 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呈现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例如:建 安文学集中于鄴都;梁陈文学集中于金陵;河南、山西两地在唐朝涌现的诗人比 较多,而明清两朝则比较少;江西在宋朝涌现的诗人特别多,此前和此后都比较 少;江苏、浙江两地在明清两朝文风最盛,作家最多;岭南文学在近代特别值得 注意。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 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例如:《楚辞》带有明显的楚 地特色,五代词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杂剧带有强烈的北方特色,南戏带有突出 的南方特色。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性,说明中国文学有不止一个发 源地。

    中国文学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是应该充分重视的,当说明文学的演进时,应当 在突出主线的同时进行立体交叉式的描述。

    其次,在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中,有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它们的互动作用 值得注意。

    例如,俗与雅之间相互的影响、转变和推动。《诗经》中的“国风”本是民 歌,经过孔子整理,到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并加以解释之后,就变雅了。南朝民 歌产生于长江中下游的市井之间。本是俗而又俗的文学,却引起梁陈宫廷文人的 兴趣,从一个方促成面了梁陈宫体诗的产生。词在唐代本是民间通俗的曲子词, 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得雅了起来。宋元时期当戏曲在市井的勾栏瓦舍中演唱时, 本是适应市民口味的俗文学。后来的文人接过这种通俗的文学形式加以提高,遂 有了《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这类精致高雅的作品。在俗与雅之间, 主要是俗对雅的影响和推动,以及由俗到雅的转变。由雅变俗的例子也是有的, 宋代有些诗人有意地以俗为美,表面上是化俗为雅,实际上是将本来高雅的诗变 俗,在俗中求得新的趣味。

    俗雅之间的互动,使文学的长河陆续得到新鲜活水的补充和激荡,而保持着 它的长清。

    再如,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各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体制与功能,这 构成了文体之间的界限。曹丕早在《典论·论文》里就说:“奏议宜雅,书论宜 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后来新的文体越来越多,分类越来越细,对不同文 体的体制和功能的认识也越来越精确。文体辨析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文体 之间的融合更是一个关系到文学发展的大问题。例如诗和赋的区别本来是很明显 的:诗者缘情,赋者体物;诗不忌简,赋不厌繁;诗之妙在内敛,赋之妙在铺陈; 诗之用在寄兴,赋之用在炫博。但魏晋以后赋吸取了诗的特点,抒情小赋兴盛起 来,这是赋的诗化;而在初唐,诗又反过来吸取赋的特点,出现了诗的赋化现象, 例如卢照临的《长安古意》等。再如,词和诗不但体制不同,早期的词和诗的功 能、风格也不相同。“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 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词本是配合音乐以演唱娱人的,是十七八岁 女孩兒在绮筵之上浅斟低唱、佐欢侑洒的娱乐品。有关政治教化、出处穷达的大 题目自有诗去表达。词不过是发泄诗里不能也不便容纳的背面的感情,诗和词的 界线本是清楚的。可是从苏轼开始,以诗为词赋予词以诗的功能,诗和词的界限 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模糊了。周邦彦吸取赋的写法,以赋为词,在词所限定的篇 幅内极尽铺张之能事,诗和赋的疆域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而辛弃疾以文为词, 词和文的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又如,诗和文的界限本来也是清楚的,宋 代以后却模糊了。宋人之所以能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正是 他们以文为诗,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个界限的结果。又如,中国的小说吸取诗 词的地方很多,唐人传奇中的佳作如《莺莺传》、《李娃传》、《长恨歌传》等, 无不带有浓厚的诗意。宋元以后的白话小说,也和诗词有密切的关系。宋代说话 一般都是有说有唱,那些唱词就是诗。所以有的小说索性就叫“诗话”、“词话”。 在中国戏曲的各种因素中,唱词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唱词也是一种诗,离开唱 词就没有戏曲了。

    一种文体与其他文体相互渗透与交融,吸取其他文体的艺术特点以求得新变, 这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一条重要途径。

    又如,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这是文学体裁内部的运动,主要表现 在诗文的领域里。魏晋以后文学走上了自觉的道路,文学创作不断自觉或半自觉 地进行着革新。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专门就文学的通与 变,也就是因与革、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进行了论述,这已经涉及复古与革新的问 题。齐梁以来诗歌过分追求声色,出现一些弊病,(梁)裴子野的《雕虫论》予 以激烈的批评。初唐的诗人陈子昂又大声疾呼恢复汉魏风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 第一次有影响的复古呼声。陈子昂的复古实际上是革新,促成了声色与性情的统 一,是盛唐诗歌达到高峰的因素之一。到了唐代中叶,韩愈和柳宗元又在文的领 域内举起复古的旗帜,反对六朝以来盛行的骈文,提倡三代两汉的古文。韩、柳 的复古实际上也是革新,是在三代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与“道”合一的新 的文学语言和文体。韩、柳之后古文一度衰落,骈文重新兴起,直到宋代欧阳修、 苏轼等人再度提倡和写作古文,才确立了古文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可见,复古与革新两者的互动也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一条途径。

    又如,文与道的离合。这主要是指文学与儒家伦理道德、儒家政治理想的关 系。自从汉代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后,文学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一直制约 着文学本身的演进。文学或与道离,或与道合,离与合又有程度的不同。此外, 道家思想、佛学思想以及反映市民要求的思想又先后不同程度地渗透进来,给文 学以不同方向的外力,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文学适合儒家思想,出现过许多优秀 的作家,如杜甫、韩愈、白居易、陆游等。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也出现过许 多优秀作家,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唐代以后围绕着文以“明道”、 “贯道”、“载道”有不少论述,“明道”、“贯道”、“载道”之类的说法, 与强调独抒性灵、审美娱乐的要求,相互碰撞相互补充。当市民兴起之后,反抗 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抬头,在情与理的对立中发出一种新的呼声,从戏曲、小说 里很容易听到。这些不同的因素及其互动推进了中国文学的演进。

    在文与道或离或合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得以演进。

 

第三节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三古、七段 文学发展变化的九个方面 上古期 中古期 近古期

    如果将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我们从下游向上追溯,它的源头是一片浑 茫的云天,不可详辨。我们找不到一个起源的标志,也不能确定起源的年代。那 口传时代的文学,应当是十分久远的,后来的文字记载不过是对那段美丽梦幻的 追忆而已。最保守的说法,从公元前11世纪,也就是《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出 现的时候起,这条长河的轮廓就已经明朗起来了,后来逐渐汇纳支流,变得越来 越宽广。这中间有高潮也有低潮,但始终没有中断过。若论文学的悠久,只有古 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中国文学相比;若论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任何别 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不能与中国文学相比的。

    河流有上游、中游、下游,中国文学史也可以分成上游、中游、下游,这就 是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 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

    三古、七段的具体划分如下:

    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 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 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 的参照。一种根据,多种参照,也许最适合于描述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文 学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可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王朝的更替相重合,但社会制度 的变化或王朝的更替,只是导致文学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不是这变化的事实本身。

    所谓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可以分解为以下九个方面:一、创作主体的发展 变化;二、作品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三、文学体裁的发展变化;四、文学语言 的发展变化;五、艺术表现的发展变化;六、文学流派的发展变化;七、文学思 潮的发展变化;八、文学传媒的发展变化;九、接受对象的发展变化。三古七段 就是综合考察了文学本身这九个方面的因素,并参照社会条件,而得出的结论以 往研究文学史,对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这两方面很少注意,尚不足以对文学的发 展变化作出全面的考察。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实在是 不容忽视的。

    一、上古期

    上古期包括先秦、秦汉。

    我们首先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几乎都孕育于这个时期。散文可以追溯 到甲骨卜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小说可以追溯到神 话传说,《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以及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辞赋可 以追溯到《楚辞》。骈文中对偶的修辞手法,在这个时期也已出现;就连戏曲的 因素在《九歌》中也已有了萌芽。其次,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也是孕育于上古期 的。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着此后几千年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三,中国的文学思潮以儒道两家为主,儒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家注重文 学的审美价值,这在上古期也已经形成了。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些观念,如 “诗言志”、“法自然”、“思无邪”、“温柔敦厚”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 出来的。第四,从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来看,士大夫作为创作的主体和接受 对象,文字作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文学的这个基本格局也是在上古期奠定的。 直到宋代出现了市民文学,才使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

    上古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学。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 个体的演变,《诗经》里的诗歌大都是群体的歌唱,从那时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 位诗人屈原出现,经过了数百年之久。上古巫史不分,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 事人事的记录,这是一大进步。而士的兴起与活跃,对文学的发展又起了关键性 的作用。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这种 混沌的状态成为先秦的一大景观。所谓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这个领域而言,在 讲先秦散文时我们无法排除《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 著作,也无法排除《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哲学 著作,那时还没有纯文学的散文。至于诗歌,最初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 《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葛天氏之乐,以及《尚书·尧曲》里记载的“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都是例证。《诗经》、《楚辞》中的许多诗歌也和乐舞有很大关系。 风、雅颂的重要区别就是音乐的不同,据《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 都可以和乐歌唱。《楚辞》中的《九歌》是用于佘祀的与乐舞配合的歌曲。

    秦汉文学属于上古期的第二段,秦汉文学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一些新的 特点。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处境有了变化,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聚集到 统一帝国的皇帝或诸侯王周围,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他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 为己任。如武帝时的司马相如、东方朔,吴王刘氵鼻门下的枚乘、邹阳。这些“ 言语侍从之臣”正好成为大赋这种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 面相适应,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政策相适应,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 的、凝重板滞的风格。然而,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汉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 《诗经》那种四言的躯壳到汉代已经僵化了,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 歌却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间继而在文人中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 量,并由此醖酿出中国诗歌的新节奏、新形式,这就是历久不衰的五七言体。

    二、中古期

    中古期从魏晋开始,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到明朝中叶为止。

    为什么将魏晋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并将魏晋到明中叶这样长的时间划为 一个中古期呢?这是考虑到以下事实:第一,这时开始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并在南北朝完成了这个自觉的进程。第二,文学语言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由古 奥转向浅近。第三,这是诗、词、曲三种重要文学体裁的鼎盛期,它们分别在中 古期内的唐、宋、元三朝达到了高峰。第四,文言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已初具规模, 在唐代达到成熟。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两代已经相当繁荣,白话长篇小说在元末 明初也已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第五,文学传媒出现了印 刷出版、讲唱、舞台表演等各种新的形式。第六,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包括 了宫廷、士林、乡村、市井等各个方面。总之,中国文学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在这 个时期具备了而且成熟了。

    中古期的第一段从魏晋到唐中叶。这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 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 地位。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从“三曹”、 “七子”,经过陶渊明、谢灵运、庾信、“四杰”、陈子昂,到王维、孟浩然、 高适、岑参、李白、杜甫,诗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杜甫既是这个阶段最后的 一位诗人,又是开启下一阶段的最早的一位诗人,像一个里程碑矗立在文学史上。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 来,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这又是一个文学创作趋于 个性化的阶段,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陶渊明、李白、杜甫,他 们的成就都带着鲜明的个性。此外,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 以宫廷为中心形成若干文学集团,文学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学 的技巧。以曹操为道的鄴下文人集团在发展五言古诗方面的作用,齐梁和初唐的 宫廷诗人在建立近体诗格律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力的证据。在这个阶段,玄学和 佛学渗入文学,使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新面貌。在儒家提倡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 之外,玄学家提倡的真和自然,已成为作家的美学追求;佛教关于真与空的观念、 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也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中古期的第二段是从唐中叶开始的,具体地说就是以天宝末年“安史之乱” 爆发为起点,到南宋灭亡为止。唐中叶以后文学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韩、 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学语言和文体的改革,宋代的欧阳修等人继续韩、柳的道 路,完成了这次改革。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实现的改革,确定了此后的文学语言和 文体模式,一直到“五四”才打破。诗歌经过盛唐的高潮之后面临着盛极难继的 局面,诗人们纷纷另辟蹊径,经过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 努力,到了宋代终于寻到了另一条道路。就宋诗与唐中叶以后诗歌的延续性而言, 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由中晚唐诗人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与日常生活相 关的人文意象明显增多,到了宋代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由杜甫、白居易开 创的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在晚唐一度减弱, 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强。就宋代出现的新趋势而言,诗人与学者身份合一, 议论成分增加,以及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也很值得注意。作为宋诗的代表人物,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具有比较明确的创作主张与艺术特色。苏轼、杨万里、范成大、 陆游等也各以其自身的特点,与江西诗派共同构成有别于唐音的宋调。唐中叶以 后曲子词迅速兴盛起来,经过五代词人温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为 大观,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 人的名字也就永远镌刻在词史上了。唐中叶以后传奇的兴盛,标志着中国小说进 入成熟的阶段;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说”的兴起,宋代“说话” 的兴盛,则是这个阶段内文学的新发展。

    中古期的第三段从元代开始,延续到明代中叶。从元代开始叙事文学占据了 文坛的主导地位,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此,文学的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 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文学的传媒不仅是写在纸上或刻印在纸上的读物, 还包括了说唱扮演的艺术形式。儒生社会地位降低,走向社会下层从事通俗文学 的创作,先是适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继而提高这些文学形式,于是出现 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高明等一大批不同于正统文人的作家。元代的文学 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以大都为中心的杂剧与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戏,共同创造了 元代文学的辉煌,而明代流行的传奇又是对元曲的继承与发展。元末明初出现了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两部长篇白话小说,成为这个阶段的另一标志, 它们的出现预示着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到来了。

    三、近古期

    明嘉靖以后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随 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印刷术的普及,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学创作的商 品化成为一种新的趋势;适应市民这一新的热爱群体的需要,文学作品的内容、 题材、趣味,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在表现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文学之外, 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金瓶梅》的出现就是这种 种现象的综合反映。二、在王学左派的影响下,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并在作品 中以更加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来;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 对理学禁欲主义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为禁锢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户。汤显祖 的《牡丹亭》所写的那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便是一种新的呼声。 晚明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视个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调的倾向, 也透露出一种新的气息。三、诗文等传统的文体虽然仍有发展,但已翻不出多少 新的花样。而通俗的文体显得生机勃勃,其中又以小说最富于生命力。这些通俗 文学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从以上各方面看来,明代中叶的确是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开端。

    从明嘉靖初到鸦片战争是近古期的第一段。明清易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特 别是对那些汉族士人的震动极其强烈,但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沿袭 着明代中叶以来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在近古期第一段,文学集团和派 别的大量涌现以及它们之间的论争,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诗文方面有公安 派、竟陵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桐城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在词的方面 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甚至在戏曲方面也有以“ 临川派”和“吴江派”为主的两大群体的论争。在不同流派的相互激荡中,涌现 出一些杰出的作家,清诗、清词取得不可忽视的成就。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戏曲、 小说方面的收获。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 共同达到传奇的顶峰。近古期的第一段是白话长篇小说的丰收期,吴承恩的《西 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 是这个阶段的巅峰之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

    近古期的第二段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与明清易代相比,鸦片战争的砲声是 更大的一次震动。鸦片战争带来千古未有之变局,从此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文化开始涌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而中国许多有识之士 在向西方寻求新的富国强兵之路的同时,也寻求到新的文学灵感,成为一代新的 作家,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便是这批新人的代表。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文 学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成为文学的基调。 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文学被视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在国民中最易产生影响的 小说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随着外国翻译作品的逐渐增多,文学的叙事技巧更新 了。报刊这种新的媒体出现了,一批新的报人兼而具有作家的身份,他们以报刊 传播其作品,写作方法也因适应报刊这种形式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在古文领域内 出现了通俗化的报刊文体,在诗歌领域里提出了“我手写我口”这样的口号。

    近古期的终结,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我们仍然划定在“五四”运动 爆发的1919年。这是因为“五四”作为一次新文化运动,不仅在社会史上开 启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五四”运动之前虽 然出现了一些带有新思想与新风格的作家,但那仍然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五 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批作家才有了质的变化。我们既注意19世纪末以来文 坛发生的渐变,更注重“五四”这个大的开阖。“五四”阖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 文学的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

    最后要说明的是,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但我们仍然认为,朝代 分期在目前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中符合长期以来的习惯,更便于操作。而且,朝 代的更换有时也确实给文学带来了兴衰变化,汉之盛在赋,唐之盛在诗,宋之盛 在词,元之盛在曲,上文已经涉及。再以唐、宋两代诗文的创作而论,随着本朝 之内时间的推移,都有一个从渐盛到极盛再到渐衰的发展过程。其中似乎存在着 与朝代兴衰有关的某种原因,值得我们注意。因此,朝代分期自有其不可完全替 代的理由。三古七段是我们处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我们仍然 愿意保留朝代分期(如本书四卷、九编的划分),作为另一种视角,并将二者结 合起来,使之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这就是说,我们主张用双视角来处理中国文学 史的分期问题。因此,三古七段说更全面的表述是:三古七段双视角。

 

 

 

第一编 先秦文学

    

    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初创的时期,是中国文学上古期的第一段。这时所确 立的文化精神对后世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先秦文学作为先秦文化的一部分,以 其独有的魅力,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先秦文学尚未从当时浑沌一体的 文化形态中分离出来,先秦文学的特征与这时特殊的文化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源头

    传说时期的文学 早期文字与书面文学的产生 诗乐舞紧密结合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上溯到文学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的神话传说 和歌谣,在人们口头代代流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一鳞半爪。由于 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这 些远古歌谣和神话,我们称之为传说时期的文学。

    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 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本,归其泽!”(《礼 记·郊特牲》)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至于传说为尧舜时期的《击壤歌》、《 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南风歌》等,从其思想内容和 语词来看,显然都是后人的伪托。倒是有些简单质朴的韵语,可能是原始歌谣的 遗留。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宍古肉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但已经 具有韵律,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 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虽只有一句,却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比较可信的夏 代诗歌的遗文。属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先 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后来的文字记录大多是片断零散的,有些已经被后人改 造,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文字的出现,是社会文明的标 志之一。汉字的起源,历来有若干推断,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甲 骨卜辞及殷商青铜器的不断出土,探讨上古文学有了可信的资料。甲骨文字和部 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字,已经 发展为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卜辞文句简朴形式单一,仅有少量的记事文字; 商代中期的青铜器铭文也只有两三字,直到商代晚期,铭文仍很简单。然而甲骨 文和金文的产生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 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些 较长的钟鼎铭文,这表明具有文学因素的文本出现了。从此,文学的各种形式在 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过程中分途发展。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中国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 的,这在我国古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 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葛天氏”应是传说 时期的一个部落酋长。这八阕可能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乐曲,有歌有舞,歌 辞已经无可稽考,舞容极其简单,仅三人手持牛尾,边舞边唱。其内容从八阕乐 曲的题目来推测,“载民”是歌唱始祖;“玄鸟”即燕子,可能是本部落的图腾; “遂草木”歌唱草木茂盛;“奋五谷”歌唱五谷生长;“敬天常”即遵循自然法 则;“达帝功”以下反映了原始人的宗教信仰。这套乐曲体现了上古时代诗、乐、 舞一体的原始形态。《尚书·益稷》记载帝舜时的乐曲《大韶》云:“夔曰:戛 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 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庶尹允谐。”《箫韶》即《大韶》,九成即九章,是帝舜时乐官夔所 作。这套乐曲也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演奏时,有钟磬琴瑟管笙箫鼗鼓柷敔 等乐器,有人唱歌辞,有人化装为各种鸟兽和凤凰起舞。《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记载吴公子季札对其内容和意义的评论,认为此曲“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 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如天之无帱也, 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据《论语·八佾》记 载,孔子也曾称赞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颖达疏去:“乐之为 乐,有歌有舞,歌以咏其辞,而声以播之,舞则动其容,而以曲随之。”这段话 具体论述了《大韶》诗、乐、舞三者一体的盛大场面。《礼记·乐记》云:“诗, 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是中国 诗歌发生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诗歌和音乐、舞蹈相互结合的形式,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以 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如《诗经》中的作品都是乐歌,而其中的颂诗, 是祭祀时用的歌舞曲。约在春秋以后,诗歌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专向文 学意义和节奏韵律方向发展。

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形态

    文史哲不分 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出现 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

    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出现的先秦文学,并非纯文学。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 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 学意味。春秋时期楚国的观射父所说巫、祝、宗等职务,其职责范围还难以分清, 巫和祝都兼有史的职事,显示了巫史不分的状况。据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 颛顼曾命南正(官名)重掌管天,北正(官名)黎掌管地,即掌管天文、祭祀之 事。从唐虞到夏商,重、黎的后代都承袭这一职守。而当周宣王之时,重、黎的 后人失去了他们世袭的职守,成了司马氏,司马氏世世代代仍掌管着周史。从这 里可以看出史学与巫术的分化过程。根据《尚书·洪范》,我们可以知道商代已 形成了“五行”思想体系,编定于周初的《易》卦爻辞,已经具备了“阴阳”的 观念。殷周之际,中国文化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萌芽于商代的“德”的观念, 在周代得以发展,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学术思想空前活 跃,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和关注社 会政治、讨论治国之道的诸子说理散文成熟了。这些史学和哲学散文具备相当强 的文学性。《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内容丰富多彩,写作 中动用了多种文学手法,基本具有了叙事文学的特征,奠定了我们叙事文学的传 统。大多数说理散文也不是抽象地进行哲学思辨或枯燥地讨论政治、人生问题, 而是在文章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带着浓郁的情感,具有丰富的形象,文学价值 很高。

    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由宗教颂赞祷祝诗演进到政治叙事诗, 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宗教颂赞祷祝诗如甲骨卜辞中的韵文、《易》卦爻辞、钟 鼎铭文中的韵语等;政治叙事诗如大雅的大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颂等;;言 志抒情诗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全部。这些诗歌或追念先祖,或美刺时政,或吟咏性情,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

    和中原地区不同,南方楚国的青铜器出现较晚,而铁器的出现却先于中原。 铁器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要素之一,它间接地促进了战国楚文化的发展。从现 在所能见到的漆器上的线条,丝织品上刺绣的花纹以及帛画看来,其精美的制作 工艺和艺术造型,都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正是这种文化孕育了“楚辞”。屈 原说:“惜诵以致愍矣,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道思作颂, 聊以自救兮。”(《楚辞·九章·抽思》)在楚地民风、民俗、及民间曲调基础 上,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王逸《离骚经序》),借鉴了《诗经》 的艺术精神和手法,创作出琦玮瑰丽的诗篇,与《诗经》一起,奠定了以风、骚 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

    先秦有些文学作品,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它们或由集体创作,或经过后人加 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指实。《诗经》中只有少数作品可以知道作 者的姓名,多数只能推测是由公卿列士所献或采自民间,有些作品可能经过乐官 的整理加工。散文的情况更为复杂:《左传》、《国语》的作者及创作时代历来 众说纷纭,《尚书》、《战国策》实为后人所编;诸子散文虽然都标明了作者, 但有许多并不是个人的著作,如《论语》就是孔门弟子所记,《墨子》、《孟子》、 《庄子》等书中也有很多篇幅出自他们的后学之手。此外,先秦文学作品在传承 过程中可能也有所损益。这包括两方面的情况,首先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的写定, 往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师说和后学之说,可能混杂在一起,师徒间代代传 授,难免有增删的情况。其次,先秦典籍经秦火以后,大多为汉人重新编定,这 就难免有讹误。汉代传授先秦经典的学派除了有古文、今文的分别外,师承也很 多,因此,产生了很多异说。这些都模糊了先秦文学的本来面貌,使之存在许多 可争议之处,这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不同于后代作品之处。

第三节 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由巫到史 贵族文学的兴起 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

    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 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

    夏商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巫 觋在商代具有重要的地位,远比在周代的地位高。他们理所当然地也是文学的创 造者。《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前所列举 传为神农时的《蜡辞》,就是上古流传下来的驱祸祈福的咒语歌谣。此外,今存 甲骨卜辞、《易》卦爻辞,也是因占卜等巫术行为而作,不过,它们应该出自宫 廷或有身份的巫觋之手。其中有些作品,句法简单整齐,偶尔协韵,是早期诗歌 创作的萌芽。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巫觋祭祀降神的歌谣大多亡佚。可以想见, 在夏商或周初,出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 春秋以后,巫觋的地位或职业有所变化,巫术祭祀歌谣逐渐失去其原有的重要地 位,但它并没有绝灭。《诗经》中一些祭祖的诗歌,如《大雅·生民》等,都是 宫廷巫师的作品。总的说来,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

    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起初也是宗教性的。《左传·昭公二十年》云:“ 祝史祭祀,陈信不愧。”一般说来,史官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有关锡命、 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人事受到重视, 史官发展了人事方面的职能,并从原始宗教中脱离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 史长于记人事、观天象、悉旧典。《商书》中的《盘庚》、《高宗肜日》、《西 伯戡黎》、《微子》诸篇,是史家最早的散文创作。史官世代传业,儒家所传的 经书,多为他们旧藏的典籍。这些经书的文辞可分质朴与文采两类。史官所记录 的,如《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都是朝廷的诰誓,直录周公 口语,辞风质朴,不加文饰。史官自作的,如《周书》中的《洪范》、《顾命》 等篇,都显示出条理比较细密、文思比较清晰的特点。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 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 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文质并胜,把史家散文推 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为贵族所垄断。当 时官学的内容,据《周礼·地官》记载有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 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类官学,其后逐渐演变为私人传授, 即父子代代相传。贵族掌握了知识文化,才能进行文学创作,所以召公云:“为 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 赋,矇诵。”(《国语·周语》)其中的公卿、列士都是贵族。他们所献、所 箴、所赋、所诵之诗,即《诗经》中的三《颂》、《大雅》和《小雅》的一部分, 用以美、刺王政。贵族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周朝同时也有许多 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据说这些诗歌经过专人采集后,由掌管 音律的乐官、太师修正、加工,再演奏给天子听,以观风俗,知得失,这就是《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 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文学价值很高。

    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上层贵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地 位的上升。于是,在贵族和庶人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士的人数迅速增加,他 们的社会作用也日益重要。随着贵族阶级的衰落,官学或私家传授出现了危机, 于是民间聚众讲学之风应运而起,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春秋末年, 孔子在鲁国讲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 家》),并发展成为儒家学派。春秋战国之际,墨家聚众讲学,并形成了有组织 的集团,当时称为墨者,后世称墨家。到战国时期,讲学成为时尚,士阶层迅速 扩大。士由于掌握了文化知识,而为统治者所重视,一时“礼贤下士”之风大盛。 统治者招徠并敬重贤士,以谋富国强兵。各国有权势的大臣也多养士为食客,这 些食客或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或代主人著书立说,如信陵君之编《魏公 子兵法》,吕不韦之编《吕氏春秋》等。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推动了学术文化的 发展。当时诸子并起,代表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他们议论时政,阐述哲理,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 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 题材、风格等方面显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

第四节 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 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 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 楚地文化与楚辞

    先秦文学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上可分 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所以锡 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 人承之矣。”(《观堂集林》卷十)贯通夏商文化的不仅是某些相同的制度,最 主要的是贯穿于这些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都是以原始宗教为主的。夏商文化以 巫文化最有代表性,而夏商文学是与此时的原始宗教紧密联系的。

    传说南音起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东音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可以 相信,夏商时代已有较为完整的诗歌出现。如《楚辞》中一再提及的夏启时的《 九歌》,当是夏代流传下来的歌谣。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九歌》是 夏启得自于“天”的,可以想见,古《九歌》与夏时的祭天活动有关,它应该是 祭祀歌谣。商代的诗歌如《诗经·商颂》五篇,是自商流传至周的,这些诗歌颂 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的。它们在述功和颂圣方面,很近于周之二《 雅》,有较高的表现技巧。商代韵文还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辞,这些卦爻辞 多采用谣谚的形式,若舍去其中的“占断辞”,便是简短古朴的诗歌。诗歌内容 或怨上刺世、申诉痛苦,或抒发爱情、歌咏劳动,运用象征、比兴、白描、叠咏 等手法,用韵参差错落,灵活多样,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萌芽状态的特点。

    巫史文化的昌盛,同时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 誓》两篇,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这种地理观念夏人不可能有, 可以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记载夏启伐有扈事,文字简质,文义简单 亦是后人所追记。商代出现了完整的散文作品,其代表为《商书》。其中《盘庚》 是可信的殷人作品,记录盘康迁都于殷时发表的训辞,文字古奥。《商书》中另 外四篇经过后人的润饰,已不是本来面貌。这些文章说明,巫史在政治、历史等 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

    随着周初分封制的推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周公“制礼作乐” 到孔子“克己复礼”,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取代,礼乐文化成了主流。也就 是说,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礼乐”的精神实 质是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而这些“礼乐”概念或制度又是从前代原始巫祭文 化,尤其是巫祭仪式中发展出来的,比如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等等,这些礼仪 的目的在于维护等级制度,它的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政治伦理观念。周 代的文化改革家们正是通过这一“神道设教”的方法,巧妙地完成了理性文化对 原始文化的突破。正如王国维所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 一家之兴亡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 化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周代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使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地位得到了肯定,各种神 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殷商时期那种浓厚的巫术宗教色彩减少了。 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对历史的关注源于对现实的关注, 当神灵不再作为人们行为的动力,不再给人们指示方向的时候,历史的意义就显 现出来了。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代,人们更需要从历史中寻找行为的根据和经验 教训。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 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地肩负着对现实的责任,所谓“史官文化” 也因此而成熟。《周书》中的“诰”、“誓”以文献的形式,记录了西周初年征 服商人的历史,反映了周初的社会关系和周人的政治理想。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 书,而以鲁国之《春秋》为代表。现存鲁之《春秋》是经孔子修订的,它的基本 精神是“道名分”(《庄子·天下》),即讲社会伦理秩序,并通过对历史事实 的选择、以寓褒贬,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显然,孔子是通过修史来表达对现实 的关注。在春秋末年,还出现了《左传》和《国语》,此二书继承并发扬了《春 秋》的现实精神和表现手法,倡导儒家敬德崇礼、尊王攘夷、固本保民等思想。 《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的顶峰之作,它记述史实,刻画形象,以极为高超的表 现技巧把中国叙事文推向成熟,开《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散文之先河。《 国语》以记言为主,其言辞典雅、精练,并通过人物语言描绘情节和人物形象, 文学成就虽略逊于《左传》,也为后世所推崇。

    除了历史著作外,春秋时期一些杰出的文化巨匠还将目光直接投向现实社会 和人生,构建出种种不同的社会理想。说理散文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 论语》、《墨子》和韵散结合的《老子》。《论语》是孔子门人对孔子言行的记 录,是先秦礼乐德治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表达了孔子对现实热切的关怀,它所昭 示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论语》文约旨博,言简意赅,极有韵 味。《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倡导一种平等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社会生 活方式。《墨子》发展了文章的逻辑性,文风朴实无华。《老子》一书有见于社 会的混乱和罪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理想,表达对现实的反省和批 判,直接导致了道家学派的成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该书散 韵相间,自然变化,不拘一格。

    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 特征,这一特点表现在各种文体之中,如《春秋》、《左传》等历史文献中的 “书法”,即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诗经》以“比兴”为主要的艺术手段, 再加以复沓叠唱的结构形式,造成一种含而不露、回环往复的效果。刘勰概括道: “《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 矣。”(《文心雕龙·宗经》)。这就是说《诗经》采用了比兴手法,文辞优美, 比喻曲折,最能切合人们的内心情怀。这种美学倾向为后代其他文体所宗尚,所 谓“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文心雕龙·宗经》)。

    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变革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春秋 时代的礼乐制度颓然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生 的关怀,著书立说,批评时弊,阐述政见,互相论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 面。西汉初,司马谈曾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 西汉末,刘歆于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这些学派各自从 不同的出发点,分别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问题。就其和方面 的影响而言,以道家的庄周、儒家的孟轲与荀卿、法家的韩非以及纵横家最为重 要,他们虽主张各异,但都秉有战国时代特有的文化气质。

    首先,他们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很少提及春秋时流行的“天命”等思 想。庄子的思想虽然较为玄虚,却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更不 要说充满了功利色彩的法家和纵横家了,他们看重的是政治形势和政治手段。儒 家思想在战国时代也有所发展,孔子“敬鬼神”、“畏天命”的思想在孟子那里 就很淡薄了,《孟子》谈论的更多的是现实问题,是“保民”,为社会设计一幅 理想的蓝图。正因为诸子具有更加清醒的现实意识,诸子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对社 会现实深刻的认识与尖锐的批判,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由于士人成为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所以他们不再盲目认同某种既定 的秩序,他们的自觉创作精神大为增强。虽然他们所努力的方向不同,但他们都 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的风尚,时常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激情。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是孟子和庄子。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以 仁义蔑视君王的富贵,并以帝王师自居,因此行文极有气势,对待不称心的君王, 责骂为“望之不似人君”,文章锋芒毕露,富有激情。《庄子》文章如行云流水, 嬉笑怒骂,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无论是讽刺还是批判无不入木三分。纵横家也 都各具个性,有争强好胜的苏秦,也有狡诈善辩的张仪,还有洁身自好、却强济 弱的鲁仲连,等等。

    就文学风格而言,此时是百花齐放。诸子的生活经历不同,文化教养不同, 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因此文章便表现出 不同的风貌。如庄子为了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嘲讽,表达玄妙精微的思想,创造性 地运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其文章充满了奇思逸想。 他正是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让人们“得意忘言”,自觉运用一种言 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 与意之域”(《庄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孟子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救世 心切,道义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因此为人为文都极具气势。 《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再加上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得文风至大至刚, 而又饶有韵味。《荀子》文风与《孟子》相近,有辩才,而述理更密,善于譬喻, 长于铺排,其总体风格,郭沫若以“浑厚”二字概括之。纵横家是战国时代最活 跃的政治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 子荀卿列传》),积极参加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因此语言的力量对 他们显得无比的重要。他们充分运用了夸张、排比、寓言、用韵等各种文学手法, 务使其语言具有煽动性。《战国策》一书由此显得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 方。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并对现实政治有深刻的认识,所论“势”、 “法”、“术”,显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倾向。他的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 入木三分,淋漓酣暢。战国时期除诸子之外,楚国屈原别开一朵奇葩,照灼古今, 大放异彩。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处在宗国倾覆的前夕, 又身遭贬谪,报国无门,满腔愤懑,无可告诉,发为诗赋。屈赋以参差错落的句 式,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 格情操,是《诗经》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

    总而言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的 繁荣,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风格各异的散文和诗赋。清人章学诚说:“盖至战 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 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内篇《诗教上》)

 

 

第一章 上古神话

 

神话是原始先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的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世界的起源,又包括人类的命运,努力向人们展示“自然与人类命运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意象”。神话在后世仍然具有文学魅力,同时也启发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第一节 中国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神话的概念、产生和功能出土资料和文献资料《山海经》的神话学价值

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通常以神为主人公,他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神话的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神话的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只有当人类可以凭借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对自然和社会的领悟的时候,神话才有可能产生。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产生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而一些特殊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尤其能引起惊奇和恐慌。人们由此幻想出世界上存在着种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加以膜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了。神话也就由此产生。神话对于原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人们讲述神话,为的是保持社会习俗及社会制度的意义和合理性。神话在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由于生产力低下,尤其是面临着令人敬畏的自然界,个人必须把自己溶入氏族之中才能生存。神话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一条强有力的精神纽带。再次,先民们在神秘而悲喜莫测的日常劳动和生活中,积聚了相当多而强烈的情绪体验,神话故事可以使难以理解的现实呈现出种种戏剧性的属性,人们在对世界假想性的把握中宣泄了种种令人不安的情绪。

中国在远古时代曾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在已出土的远古资料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神形刻绘,如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中的彩绘女神头像;阴山岩画中“有巫师祈祷娱神的形象,也有拜日的形象”;在连云港市将军崖岩画中,“天神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人面画,……包括太阳神、月神、星神等”。又如随县擂鼓墩1号墓内棺上“有一些手执双戈戟守卫的神像,有的长须有角,有的背生羽翼,富于神话色彩”,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上的十二月神形象,“或三首,或珥蛇,或鸟身,不一而足,有的骤视不可名状。”此外,出土的大部分动物形的刻绘也与神话有关。由此可知,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思维相当发达,已经产生众多的神灵和相应的传说故事。由于时代的久远,再加上儒家对神话采取排斥态度,致使上古神话在文献古籍中载录甚少,资料零散不全,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被完整而有系统地保留下来。中国古代文献中,除了《山海经》等书中记载神话比较集中之外,其余则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各类书中。这些材料往往只是片段,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不多。

《诗经》、《楚辞》是两部诗歌总集,其中多有取材于神话的诗篇,如《诗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就记录了商部族始祖契和周部族始祖后稷诞生的神奇经历。《楚辞》中保留的神话材料较多,尤其是《天问》这一篇,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作为素材,其中有些材料较他书所载更接近于神话的原始面貌,因此很有价值。但由于作者采用了问句的形式,提及某个神话时往往只是只言片语,过于零碎,有些难以理解。还有一些神话保留在一些史书之中,比如《左传》、《国语》、《逸周书》等,这些史书中的神话大多数经过史家的改造,借以说明古代的史实,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出原始神话的蛛丝马迹来。如《左传》中一段文字谈到高辛氏的两个兒子因为不能和睦相处,被高辛氏迁往两处,分别掌管商星和参星。这则神话实际上是初民对商星和参星永不见面的自然现象所作的神话解释。《穆天子传》中关于穆天子见西王母的故事,神话色彩最为浓厚。由于神话本身具有深刻而简明的寓意,它也受到先秦诸子的重视。诸子中以《庄子》援引神话最多。《庄子》自称“寓言十九”,其中有些寓言即是神话,另一些则往往是古神话的改造,如鲲鹏之变、黄帝失玄珠、倏忽凿浑沌等。《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中也保留了一些神话材料。《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分别成书于秦汉两代,由众人编纂而成,两书中都保存了不少神话。尤其是《淮南子》一书,对神话的搜罗相当宏富,如《地形训》就有关于海外三十六国、昆仑山、禹、以及九州八极等神话。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就是保留在《淮南子》中的。西汉及此后的其他文献中仍不断有新的神话出现,或是对旧有神话进行补充。

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资料。

《山海经》中保留的神话是相当古老的,但严格地说来还是神多于神话。《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对山神形貌的描述,它们往往是奇形怪状的动物,或兼有人和动物的形体特征,如龙首鸟身或人面马身等,这里或许含有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的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海经、大荒经的神话色彩是全书中最浓的,记录了一些异国人的奇异相貌、习性和风俗,如贯胸国、羽民国、长臂国、不死国、大人国、小人国等等。其中有不少想象奇特的神话,如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都深入人心,流传广远。《山海经》中的神话虽然也是片断的,但不少故事已具有清晰的轮廓,有的经过缀合,甚至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故事和形象,如夸父逐日,大禹、帝俊和西王母的传说,以及圣地昆仑山的神奇景象等。总之,《山海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中国神话及其蕴涵的民族精神

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发明创造神话忧患意识厚生爱民意识反抗精神

神话的内容丰富而复杂,简要分类如下:

一、创世神话

中国古代的创世神话,以盘古故事最为著名: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纪》)

这是一则典型的卵生神话,认为宇宙是从一个卵中诞生出来的,这种看法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初民中普遍存在。卵生是一种普遍的生命现象,先民们由此设想宇宙也是破壳而生的。宇宙卵生神话对中国的阴阳太极观念有极重要的影响。同时,宇宙生成的人格化、意志化过程也反映了先民对人类自身力量的坚定信念。

盘古不仅分开了天和地,同时也是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缔造者。另一则神话说他死后,呼吸变为风云,声音变为雷霆,两眼变为日月,肢体变为山岳,血液变为江河,发髭变为星辰,皮毛变为草木……。这种“垂死化身”的宇宙观,暗喻了人和自然的相互对应关系。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万物的神话还有多种表达形态,如帝舜的妻子羲和生育了十个太阳,帝俊的妻子常羲生育了十二个月亮等。《山海经》中所记录的烛龙之神,他的生理行为就直接引发了昼夜、四季等自然现象。这些都表明了先民对宇宙等自然现象积极探索的精神。

二、始祖神话

就像关心宇宙的起源一样,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起源也有极大的兴趣。而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则首推女娲的故事。女娲补天,显示出她作为宇宙大神的重要地位。《淮南子·览冥训》载: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鰲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女娲经过辛勤的劳动和奋力的拼搏,重整宇宙,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必要的自然条件。女娲不仅有开辟之功,她也是人类的创造者。《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云: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

这一则神话意蕴丰富,它不但虚构了人类的产生,同时也试图阐释人类为什么会有社会地位的差别。

有关女娲的神话主要应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女娲补天和造人的不朽功绩,既反映了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以上神话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着奇异神通而又辛勤劳作的妇女形象,她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对人类的慈爱之情。

除了人类共同的始祖外,各部族又有自己的始祖神话。商民族始祖契是简狄吞食燕卵而生,周民族始祖后稷的诞生和经历更具传奇色彩。后稷神话记录在《诗经·大雅·生民》中:姜嫄因踩到天帝的足拇指印而受孕,顺利的产下稷姜嫄觉得不祥,便把他丢弃在窄巷、树林、寒冰等处,但稷分别得到牛羊、樵夫、鸟的奇迹般的救助,成活下来,并迅速表现出种植农作物的天赋,最终成为周人的始祖。这类神话几乎各部族皆有,而且不少在情节或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它们反映了部族成员对自己祖先的追念,表现出民族自豪感。

三、洪水神话

以洪水为主题或背景的神话,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学术界对洪水神话的成因也提出了种种解释。曾经有过的洪水灾害是如此的惨烈,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集体表象,伴随着神话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提醒人们对自然灾害保持戒惧的态度。

国外的洪水神话,大多是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即天帝对人类堕落的失望,洪水是对人类的惩罚,而洪水之后人类的再造,反映了对人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保留在中国汉民族古代文献中的洪水神话,则主要把洪水看作是一种自然灾害,所揭示的是与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积极意义,看重人的智慧及斗争精神。在这些洪水神话中最杰出的英雄当数鲧禹父子。

《山海经·海内经》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鲧为了止住人间水灾,而不惜盗窃天帝的息壤,引起了天帝的震怒而被杀。他的悲惨遭遇也赢得了后人深切的同情和尊敬,如屈原作《离骚》就为他鸣不平:“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鲧由于志向未竟,死不暝目,终于破腹以生禹,新一代的治水英雄由此诞生了。

禹继承了鲧的遗志,开始也是采取“堙”(堵)的方法,但仍难以遏止汹涌的洪水,于是改用疏导的方法。为疏通水路,禹不辞辛劳到处控察河道、地形,据《吕氏春秋》载,他向东走到海边,向南走到羽人裸民之乡,向西走到三危之国,向北走到犬戎国。在治水过程中,“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上),“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史记·李斯列传》),可谓历尽千辛万苦。除此之外,他还要和诸多恶神展开艰苦的斗争,如诛杀相柳(《山海经·大荒北经》,《山海经·海外北经》)、擒服水怪无支祁(《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条)等。他的精神也感动了诸多的神灵,传说河伯献出河图(《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下),伏羲帮助他丈量土地,还有一条神龙和一只灵龟帮助他从事劳动(《拾遗记》卷二,《楚辞·天问》)。总之,弥漫天下、祸害人间的洪水终于被大禹制服了,而一个不辞辛劳、为民除害而又充满智慧的英雄形象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起来。洪水神话集中反映了先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表现出的智慧。

四、战争神话

黄帝和炎帝是活跃在中原的两个大部族的首领,分别兴起于相距不远的姬水和姜水,他们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之中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史记·五帝本纪》载: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猿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这一则神话中所言“诸侯”、“修德”等,很明显是出于后世儒者的附会。但黄帝和炎帝在阪泉之野确实发生过一次残酷的战争,《新书·益壤》称当时的战场是“流血漂杵”。而黄帝居然能驱使熊、罴等猛兽参加战斗,为这次战争增添了神奇的色彩。这些猛兽可能是某些部落的图腾,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部落跟随着黄帝参加战斗。阪泉之战以黄帝的胜利而告终,它导致了炎黄两大部族的融合,华夏民族由此而正式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分。这则神话实际是对一次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解释。

炎黄汇合后,另一次著名的大战是发生在黄帝和蚩尤之间: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

蚩尤属于南方的苗蛮部族,他有81个铜头铁额的兄弟,这可能是暗示他们的军队已经装备了金属盔甲,一些文献上提及蚩尤冶炼金属作兵器,这与当时冶金术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涉及风伯、雨师等天神,而风、雨、旱、雾等气象也成了相互进攻的利器。这两则神话不仅涉及古代的祈雨、止雨巫术,还涉及一些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发明,内涵较为丰富。

黄帝正是在对内兼并和对外抗御的两场战争之中,大显神威,确立了他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形象。出于对中华民族始祖的爱戴,后世又把许多文化史上的发明创造,如车、陶器、井、鼎、音乐、铜镜、鼓等,归功于黄帝,或是黄帝的臣子。黄帝在神话中又成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

五、发明创造神话

黄帝之后,神话进入了一个英雄的时代。人们把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类重大发明,以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一个个神话英雄身上,并把他们看作是本部族的理想的象征。自然神从而被人类自己的神所代替。它标志着人类自身的主体性突出了,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英雄的神话,这些神话的主人公通常是人的形象,他们都有着神异的经历或本领,他们的业绩在于创造和征服,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等等。

后羿是神话传说中弓箭的发明者,也是一个神射手。弓箭的发明是初民生活中的大事,因此人们把无上的勇力和荣誉都赋予了这个弓箭的发明者。而后羿正是凭着自己发明的弓箭和神技,为民除害,造福人类。死于羿的弓箭之下的害人妖孽有凿齿、九婴、大风、猰貐、修蛇、封豨等。不过,羿最为辉煌的业绩,还要数射落九个太阳。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和《大荒东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十个太阳住在树上,轮流出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楚辞·天问》王逸注引《淮南子》云:“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于是羿弯弓搭箭,“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人间的秩序又得到了恢复。十个太阳都是天帝俊的兒子,羿要射落九日,不仅需要神技,还要有超人的胆略。

除了以上这些类型的神话外,还有一些神话显示了人类英雄突出的个性、勇气,显示了人类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如: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

夸父为何要与日逐走,已不得而知了,但他那强烈的自信心,那奋力拼搏的勇气,以及他那溶入太阳光芒之中的高大形象,构成了一幅气势磅礴的画面,反映了古代先民壮丽的理想。而他渴死道中的结局,又为整个故事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

另一则与自然抗争的悲剧神话,发生在一个纤弱的女子身上:

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叫)。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

女娃被东海淹死,化而为鸟,坚持以弱小的生命、菲薄的力量,向浩瀚的大海复仇,这是何等的悲壮!正是这种明知徒劳仍要抗争的精神,支持初民走过那险恶而艰难的年代。夸父和女娃的神话,讴歌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神话,是远古历史的回音,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它童年时代的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印。同样,它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及其特征。

首先,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中华民族发源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阔地域。而在3000年前,黄河流域除了不断出现洪水和旱灾以外,还分布着很多密林、灌木丛和沼泽地,其中繁衍着各种毒蛇猛兽,从《山海经》中那些能带来灾异甚至能食人的半人半兽或半禽半兽的描述中,我们能看到先民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为了顺利地生存和发展,我们的先民们在满怀希望中必须切实地体验现实的艰难,并作不懈的努力。比如在女娲、羿和禹的神话中,无不以相当的份量描绘了人类的恶劣处境,神性主人公们都能正视现实的灾难,并通过锲而不舍的辛勤劳作和斗争,战胜自然灾难。神话特别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现实精神,反映了先民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这与奥林匹斯诸神的享乐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次,中国古代神话具有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对百姓民众生命的爱护和尊重,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就反映了这种思想,这与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神话有显著的不同。中国古代神话在展示人类恶劣的生存境遇的同时,还为人类塑造了一些保护神,如前所说之女娲、后羿等。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形象如龙、凤等,“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南山经》),它们的出现给人带来了祥瑞和安慰。重生意识还包括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太平御览》卷七九引《管子》曰:“黄帝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肠胃之病。”再如南方之神炎帝,《淮南子·修务训》记他采药为民治病,“一日而遇七十毒”。黄帝、炎帝对人类的生命可谓关怀备至,甚至不惜以身试毒。此外,《山海经》中“不死之国”、“不死民”、“不死之药”的传说,也说明了中国神话对人类生命珍视。古代神话还表现了自然和人之间的亲和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厚生意识。如主日月之神羲和,不但要职掌日月的出入,“以为晦明”(郭璞注《山海经·大荒南经》引《归藏·启筮》语),调和阴阳风雨,还要“敬授人时”(《尚书·尧典》),以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再如春神句芒的到来,“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礼记·月令》),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希望。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在本质上是对保护和发展生命的希冀。

再次,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生存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先民不屈的奋斗精神,这种奋斗精神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由此而孕育出一大批反抗自然,反抗天帝的神话英雄。前者如精卫以顽强的生命力,面对着难以征服的自然,作顽强的拼搏。后者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所载的刑天: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即使断首以死,也要对着天帝大舞干戚,这种顽强的抗争精神是何等的壮烈!他所象征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格,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长河中的巨浪。

第三节 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

以己观物、以己感物 具体、形象的思维 情感体验隐喻和象征

神话思维是与原始先民的心智能力紧密相联的。原始先民的心智发展水平还 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思维主体和客体还不能明确区分,在人和外界自然之 间存在着一种互渗关系。在原始先民眼里,自然万物就和自己一样,拥有活泼的 灵魂、意志和情感,能够和人进行神秘的交往。因此,原始先民眼中的世界是一 个充满奇异色彩和生命活力的世界。这种感受、理解世界的方法,是神话诞生的 土壤,并且在很   首先,由于原始先民在思维中尚未将自身同自然界截然分开,因此,他们在 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不自觉地移到自然之上,形成以己观物、以己感物 的神话思维特征。这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表现得更为特出。如《山海经·海外北经》: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 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启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这则神话即以人的一些常见的生理行为来解释昼夜、四季以及风的形成。再 如盘古化生万物的神话,则是以人体的各部分推论天地间的诸物形成。原始先民 习惯将自己所熟悉的人体本身作为参照系统或标准,以诠释自然万物,为此,他 们必须设想了一些巨大的、初始的神灵,从而也就创造了一些十分壮丽的开辟神 话。以此为基础,从人体稍稍扩大到人的性情、行为人所熟悉的环境,则神话的 领域进一步扩大。比如在解释星系为何多偏移西北、中国地理形势为何西北高东 南低时,一则神话说道: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 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夭文训》)

以自我来观照万物的思维特征几乎渗透在所有的神话中,它的表现形式也是 多样的。人们正是从自身的生命形态中,感受到精灵的存在,这才有了神话。可 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先民理解神秘世界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

其次,神话思维是一种具体、形象的思维。由于原始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尚 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因此,思维还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象,不能脱离那些具体的 感性材料。比如,原始先民为了把握一日之中时间的变化,就利用太阳在空间的 位置变动来加以说明,并因此创造了种种关于太阳的神话,诸如日出旸谷,至于 蒙谷(详见《淮南子·天文训》)等。时间的流逝,在神话中成了一连串具体可 感的情节。同样,在神话中,四方也并不表现为纯粹的几何学空间,它必然和某 些特定的内容甚至特定的情感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比如东方被表现为春神勾芒、 春天、青色、木等,而北方则与冬神颛顼、冬天、黑夜、黑色、水等不能分开。 一定的时间、空间往往和一定的神明相对应,时间、位置等观念是无法从具体内 容中抽象出来的。

在神话思维中也有对事物的综合,通过一定程度的概括,使某些神话形象脱 离了具体事物。比如龙这个神话形象,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综合而形成的,但是, 神话的综合仍然离不开具体形象,还不能达到真正的抽象。龙的前身只不过是一 个以蛇为图腾的部落标志,由于“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 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才最终形成这一威武雄壮的神话形象。显然,这一形象 不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它只不过是对具体物象的再组合,仍然带有具体、形象的 特点。

再次,神话思维伴随着浓烈的情感体验。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在先民心中引起 恐惧、敬畏或惊喜等情感,先民认为这些情感也是外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因而, 在先民看来,自然万物或是神秘的,或是恐怖的,或是有魔力的。这些具有意志、 情感的自然万物,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人类的交往,不正是构成神话故事的根本 原因吗!同样,在神话的传播、复述的过程中,也是充满了情感体验的。比如楚 辞《九歌》表演中那些充满激情的场面,显然与神话形象的情感故事有关。再比 如《山海经》中每当出现龙凤神话形象时,总是伴有歌舞音乐,显示了祥和安乐 的情感体验。神话中所蕴含的情感,是神话之所以感人的魅力所在,不过,随着 时间的流逝,现代人往往难以理解神话中所附属的情感体验。

由以上的特点可以看出,神话思维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或隐喻性的思维。所 谓象征、隐喻,就是某种具体的物象和某种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原始思维的特 点决定了原始人还不能利用抽象观念进行独立的思考,但随着文化的发展,追溯 历史、交换思想、总结经验、表达信仰等,往往会涉及一些较为抽象的观念,因 此,他们必须借用某些具体的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比如 把葫芦和禽卵视为母体崇拜、生殖崇拜,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例子。可以说,原 始神话就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象征性、隐喻性的意象符号系统构成的,有一些意 象的寓意相当复杂、丰厚,如龙这个意象,它不但是部落的符号,同时还包含着 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民族感情,成为全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神话是原始先民的一种认知和表达方式,还不能说是自觉的文学创作。但神 话又确实在文学宝库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神话思维中的一些特 征也同样出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活动中。相比较而言,文学创作中的象征和 情感表达更加主观化、个性化,抒发的是作者的主观情怀,而神话的情感和象征 植根于集体意识之中,并带有更多的神秘意味。

第四节 上古神话的散失和演化

神话历史化 神话发展为仙话 神话作为文学的素材 神话原型对后 世文 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神话的原始状态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但经过历史潮水的冲刷,如今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多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段。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散失,除了它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之外,神话的历史化,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所谓神话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成是历史传说,通常的 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 始祖以及它的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 现过。

中国的神话历史化,是史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一般认为,古 代神话形象经历了从动物形、半人半兽形到人形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在正统的史 家或儒家的典籍中,那种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了,因为这种形象很 难被纳入历史谱系之中,而且也违背了理性化的原则。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触犯 了理性化原则的神话,也都遭到删削。如司马迁所说:“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 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相当一部分神话因此得不到史家的认可,因 而没有进入载籍。这些,我们已无从考察了。有些有幸被文人笔录,但在此后的 流传过程中,又被无情地删削。如《列女传》古本所录舜的神话中,有二女教舜 服鸟工龙裳而从井廪之难中逃脱的情节,今本《列女传》中就荡然无存了。再如 《淮南子》古本载嫦娥奔月神话时说嫦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 今本《淮南子》亦不存。其原因可能都是“不雅驯”。

神话历史化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改造。即对神话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成为某 种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塊基石。这种例子,在儒家传统典籍中 比比皆是,从《尚书》、《左传》、《国语》,一直到《史记》、《吴越春秋》、 《越绝书》,都是如此,宋代罗泌所作《路史》是其集大成之作。改造的结果是 使神话大量消亡,历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谱系更加严密。比如《左传·昭公十 七年》载: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 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 者也。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 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量度,夷民者也。

我国东方部族中很多是以鸟作为图腾的,其中也必然流行着不少有关鸟的神 话。而在这里,这些有关图腾鸟的神话则被改造为一系列的官名,并按照后世的 社会官僚系统组织起来。

神话历史化在春秋早期就已开始了,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 了这一传统。孔子就曾说:“不语怪力乱神”,还直接参与了对神话的改造。据 《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下载,当子贡向孔子提及黄帝有四张面孔的神话时, 孔子说:“黄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此谓之四面也。”四张面孔被解释为 四个人面朝四个方向,“黄帝四面”的神话就变成了一件有关治理天下的史实。 另一则有关夔的神话,在孔子那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主流,作为圣人的孔子对待神话的态度对后世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神话发展变化的另一条道路,是被道教改造,成为仙话的一个来源。 仙话一般讲述的是通过修炼或仙人导引,以达到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在 仙话中,我们能发现不少古代神话人物,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帝和西王母。《史记 ·封禅书》所记黄帝在荆山脚下铸鼎,鼎成,有龙垂胡髯在鼎上,迎他骑龙升天 一事。这则故事有着明显的仙话的痕迹。而黄帝战胜蚩尤,在仙话中则被归功于 “九天玄女”“授(黄)帝以三官五意阴阳之略,……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 蚩尤于中冀”(《广博物志》卷九引《玄女法》)。同样,窃药奔月的嫦娥、操 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也是仙话中的重要人物。神话转变为仙话是有限的,它一般 集中在特定的几个人物身上,且有类似于修炼、服药、升天不死的情节。但仙话 的文化意蕴要比神话淡薄得多,在仙话中,那些神话人物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审 美品质,都被严重地削弱了。

古代神话对后世作家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 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在文学中,我们能看到神话精神的延 续、光大。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一是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

中国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 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在先秦散文中,《 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艺概·文概》)著称, 《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话。如《逍遥游》之 鲲鹏变化,《应帝王》之“凿破混沌”,这两则神话为全文抹上了变幻奇诡的浪 漫色彩。至于曹植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更 是利用神话素材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创作。用神话入诗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比 比皆是,如《诗经·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离骚》中各种 神灵纷至沓来。此后的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以神话入诗,如李商隐《 瑶池》诗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 何事不重来。”就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小说、戏曲采用神话作素材的也很多, 它主要是借助于神话的奇特的想象,利用神话形象或神话情节进行再创作。如唐 代李朝威的小说《柳毅》,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爱情神话。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 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其代表作为《西游记》,孙悟空、猪八 戒以及他们的腾云驾雾、七十二般变化成了中国文学中最有影响的故事之一。从 孙悟空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 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影响。此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 《封神演义》、《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可以说,古代神话 作为素材,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改造,在新 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 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这些神话意象在历史中固定下来,通过文化积淀, 在一代代人的心底流淌,并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形式,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表 现出来。也就是说,神话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 重要的是,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 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 世俗。神话作为原型的意义要比它作为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当屈原在现实世界 中屡遭打击而悲苦无依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龙凤结驷,巡游天 界,四方求女。是神话世界巨大的力量,使他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支持他的 人格,抚慰他心灵的创伤。同时,由《离骚》所抽象概括的某些意象,由于它深 沉的神话背景和屈原创造性的提炼,而成为一种稳固的神话原型,在中国文学史 上,在一代代作家的笔下传递。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不仅是将神话看作素 材,而是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是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厌弃和对神话感情、神 话世界的皈依。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 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 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 过漫漫的长夜。”可以说,屈原、蒲松龄等作品都体现了神话原型的精髓和力量。

 

 

 

第二章  《诗经》

    早在文字产生以前,就有原始歌谣在口头流传。甲骨卜辞和《周易》卦爻辞 中的韵语,是有文字记载的古代诗歌的萌芽。《诗经》中的作品,反映了各方面 的生活,具有深厚丰富的文化积淀,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最初的伟大成就。

第一节 《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诗经》的编定 风、雅、颂 用诗和传诗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 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 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 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 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 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 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献诗”、“删诗”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 和编定的一些消息。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则是有史籍可考 的。《诗经》中当不乏这类作品。汉代人认为周代设采诗之官到民间采诗,献于 朝廷以了解民情。这种说法是否确切,颇有争论。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 的创作,也未必没有采集来的作品。周王朝是否实行过采诗制度,虽不能确定, 但如无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乐官的参与,民间之诗很难汇集于王廷。因此,可以说, 《诗经》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 存下来的宗教了宴飨中的乐歌等。这些作品的编集成书,汉人认为经过孔子的删 定。事实上,早在孔子的时代,已有与今本《诗经》相近的“诗三百篇”的存在。 孔子对“诗”作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 整理。但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整理编定《诗经》的人和具 体情形,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可能周王朝的乐官在《诗经》的编集和成书过程 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约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以及采集来的民间之诗,最 后都集中到王朝乐官手中,乐官掌管的诗一定很多,整理编选其中的一部分为演 唱和教诗的底本,是完全可能的。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 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 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 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 周南、召南、豳都是地名,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其余是诸侯国名,十五国风即 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 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 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 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 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 微者。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是 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 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泮水》、《閟宫》 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可见颂诗演变之迹。商颂5篇, 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那》、《烈祖》、《玄鸟》 明显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长发》和《殷武》的祭祀意 味不浓,可能是一种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前三篇不分章, 后二篇分章,风格近于“雅”,可能比前三篇晚出。

    《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 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他们以“诗”来酬酢应对,出 使专对,以赋诗来表情达意。称引“诗”句,来讽谏戏戒,评论抒情,在上层的 人际交往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诸子百家在著述中引诗,也很常见。他们所 引用的“诗”句,往往是断章取义。“诗”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具有实用价值,受 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孔子就很重视《诗》,曾以“诗”教授弟子,并对学“诗” 的重要意义和社会功用有多方面的阐述。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 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 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 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 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 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 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 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诗经》的内容

    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 农事 燕飨 怨刺 战争徭役 婚姻爱情 《诗经》 的现实精神

    《诗经》中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 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可以说是一轴巨幅画卷,当时的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

    上古祭祀活动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 歌。我国古代也特别重视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 三年》)。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 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 但这些作品也有其历史和文学价值。如被认为是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 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生民》写始祖后稷的神异诞生和他对农 业的贡献。《公刘》写公刘率领周人由邰(今陕西武功)迁徒到豳(今陕西彬县、 旬邑一带),开始了定居生活,在周部族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绵》写古公亶 父率周部族再次由豳迁至岐(今陕西岐山县)之周原,划定土地疆界,开沟筑垄, 设置官司、宗庙,建立城郭,创业立国,并叙及文王的事迹。《皇矣》先写太王、 王季的德业,然后写文王伐崇伐密胜利的经过。《大明》先叙王季娶太任生文王, 文王娶大姒生武王,然后写武王在牧野大战。从《生民》到《大明》,周人由产 生到逐步强大,最后灭商,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 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 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是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因此,它们与后 世的庙堂文学有明显的区别。如《生民》这样写后稷出生时的神奇经历: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 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 祀,居然生子。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 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履帝迹生子的神话,实际上是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的折射。姜 嫄弃子的原因歧说很多。这种描写,使后稷的诞生,充满神话色彩和人类童年 的纯真气质。他是感天而生,一出世就经受了种种磨难。后五章写后稷懂得耕作, 栽培五谷,在农业上取得很大成就,又创立了祀典。全诗不仅生动地写出了周人 始祖后稷一生的事迹,而且反映了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历史背景。其他祭 祖颂歌,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殷周时期的历史图景,以及人们敬天祭祖的宗 教观念,是特定历史背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美学观念的产物。

    我国农业有悠久的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 化和龙山文化,标志着农业的初步发展。周人将自己的始祖与发明农业联系在一 起,可见农业在周人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诗经》时代,农业生产已占有 重要地位。《诗经》中的作品,不仅在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上打上了农业文明的 烙印,而且产生了一些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

    周初的统治者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一年的农事活动开始时,要举行隆重的祈 谷、藉田典礼,祈求上帝赐丰收,天子亲率诸侯、公卿大夫、农官到周天子的藉 田中象征性犁地。秋天丰收后,还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答谢神灵的恩赐。《诗 经》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作品,就是耕 种藉田,春夏祈谷、秋冬报祭时的祭祀乐歌。如《周颂·丰年》是秋收后祭祀祖 先时所唱的乐歌,诗中这样描写周初农业大丰收的情景:“丰年多黍多稌,亦 有高廪,万亿及秭。”《载芟》、《噫嘻》中则写了“千耦其耘”、“十千维耦” 的盛大劳动场面。《诗经》中的这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 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初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周初农业经济繁荣, 以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像《七月》这样直接反映周人农业生产生活的作品,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诗经》农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此诗是风诗 中最长的一篇,共8章88句,380字。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 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种田、养蚕、纺织、染缯、酿酒、打猎、凿冰、修筑宫室, 而劳动成果大部分为贵族所占有,自己无衣无褐,吃苦菜,烧恶木,住陋室,严 冬时节,填地洞,熏老鼠,塞窗隙,涂门缝,以御寒风。全诗以时令为序,顺应 农事活动的季节性,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全面深刻、生动逼真地反 映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诗中客观反映出农夫生活和贵族生活的悬殊差别,在 对当时农业生产、农夫生活的平铺直叙中抒发了哀怨和不满,千百年后的读者, 不仅能了解到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农夫的生活状况,而且能真切感受到他们的不幸 和痛苦。

    《诗经》中还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更多地反映了 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如《小雅·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 用于贵族宴会宾客。其第一章云: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 我,示我周行。

    这样的欢聚宴饮,热闹祥和。群臣赞美周王,并进谏有益的治国方策。周代 上层社会,很多场合都有宴饮,燕飨诗正是这种社会生活的真实反击。周代是农 业宗法制社会,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周之国君、诸侯、 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 系来加强统治。燕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 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诗经》中许多其他题材的作品也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法 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

    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 宾主融洽的关系;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礼乐文化 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 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不仅祭祀、燕飨等诗中直 接反映了周代礼乐之盛,而且在其他诗作中,也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如《诗 经》一些作品赞美贵族阶层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 抨击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禽兽:“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鄘风·相鼠》)

    产生于西周初期的燕飨诗,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西周中叶 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大量反映 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了。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如大雅 中的《民劳》、《板》、《荡》、《桑柔》、《瞻卬》,小雅中的《节南山》、 《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巧言》、《巷伯》等等, 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 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 《鄘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 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 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在周室 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 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忧生,以诗来针砭时政和社会弊端, 感叹身世遭遇。大雅中的怨刺诗,大多出自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作者,如《民 劳》、《荡》,旧说是召穆公谏厉王之诗,《板》旧说是凡伯刺厉王之诗,《桑 柔》则是厉王时大夫芮良夫所作。在对执政大臣的讽刺中,作者深怀对社会现实 和周王朝命运的忧虑,以诗向统治者进言,以期起到规谏箴戒的作用。如《荡》 第一章直接谴责厉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纣王的口吻讽刺厉王,借古讽 今,指责厉王强横暴虐,聚敛剥削,高爵厚禄,滥用威权,政令无常;并告诫厉 王:殷鉴在夏,夏桀之亡国是殷纣王的一面镜子,表明周鉴亦在殷,殷纣之亡国 又是厉王的一面镜子。大雅中的怨刺诗,针砭朝政,情绪愤激,但讽刺有一定的 节制,带有更多的规谏之意,诗人面对国家前途黯淡的现实,试图力挽狂澜,但 对积弊已深、颓势已定的局面,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

    小雅中怨刺诗的作者,没有大雅作者身份地位高,他们虽然也是统治阶级中 的一员,在等级社会中却处于较低的甚或受压抑的地位。因此,小雅中的怨刺诗, 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如 《节南山》是家父所作,讽刺周王用太师尹氏,以致天下大乱,太师尹执掌国柄, 却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而委之于姻亚,欺君罔民,无所忌惮,以 致天怒人怨,祸乱迭起,民怨沸腾,而他却仍不鉴察和警戒。诗歌的内容是专咎 尹氏,但末章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其规讽所向, 又在幽王。诗人是把太师尹之乱政与幽王之昏愦联系起来了。《正月》是失意官 吏所作,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统治者的残暴,怨恨上天昏愤,对小人充斥朝廷、 人民处于危难绝境熟视无睹,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十月之交》是日蚀和大地震 后,王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讽刺贵族统治阶级扰乱朝政,以致灾异迭起,民不 聊生,国运将尽,并慨叹自己无辜遭受迫害、谗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雨 无正》是侍御官所作,讽刺幽王昏愦,倒行逆施,群臣皆不尽职,但求保身。如 第二、第四章写正值天灾人祸之际,三司、诸侯并不尽力王事,群臣百官亦皆畏 罪不肯进谏,而自己辛勤王事,却受到谗毁。因此,诗人十分愤慨,深切悲叹。 小雅中还有一些诗,直接倾泄对谗佞小人的怨恨诅咒,如《巷伯》就是寺人孟子 遭人谗毁后抒发愤懑之作。诗人愤怒地写道:“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由于遭受迫害,生活处境艰难,因此,在诗 中感怀身世,诉说人间的不平,如《北山》是一位士子所作,抒发其被繁重差役 压迫的不平和愤慨。第四、五、六章连用十二个“或”字起头的对比句,揭露大 夫分配差役不均,以及士在当时的处境和地位。小雅中的这些诗,针砭时政与大 雅有些诗相同,但更多的是将笔锋集中在奸臣佞幸者身上,言辞更为激烈,情绪 也更为怨愤。

    国风中也有一些与“二雅”性质相同的作品,但与“二雅”中对宗周倾覆, 朝政日非,世衰人乱充满哀怨悲愤的情感不同,而是辛辣犀利地对统治者加以揭 露和嘲讽。如《魏风·伐檀》对不劳而获无功受禄者甚为愤慨,提出质问:“不 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揭露了剥削者的寄 生本质。而《魏风·硕鼠》则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他们的贪残,使人民陷入绝 境,为了摆脱这种绝境,人民不得不逃往他方。国风中一些针对具体人,具体事 而发的讽刺诗,直接揭露了统治者的无耻丑行。如《陈风·株林》讽刺了陈灵公 与陈国大夫夏御叔之妻夏姬淫乱私通。诗中并未从正面写此事,只是说陈灵公到 夏姬之子夏征舒封邑株林游玩,他驾车停息于株林,在株林吃早饭,说他本意不 是找夏征舒。言在此而意在彼,讽刺了陈灵公的可耻丑行。

    《诗经》中有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 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 月》、《采芑》等等,大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江汉》是写宣王命召虎领 兵讨伐淮夷,很快平定了淮夷,班师回朝。宣王册命召虎,赏赐他土地、圭瓚、 秬鬯等,召虎乃作召公簋,铭记其事。《常武》写宣王命大将南仲征伐徐国,集 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如第七章写王师行进迅猛异常,势不可挡,用一连串的比 喻,将王师的声威、气概形象具体地表现了出来。又如《小雅·六月》写尹吉甫 奉宣王之命,北伐玁狁并取得胜利的事迹。另外,秦风中的《小戎》、《无衣》 等,也是表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斗志昂扬,情绪乐观的战争诗。《诗经》中 这类完全从正面歌颂角度所写的战争诗,不注重直接具体描写战斗场面,而是集 中表现军威声势,如《小雅·采芑》写大臣方叔伐荆蛮之事,突出写方叔所率队 伍车马之威,军容之盛,号令严明,赏罚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挥若定,曾北伐 玁狁扬威,荆蛮因此闻风丧胆,皆来请服。《诗经》战争诗中强调道德感化和 军事力量的震慑,不具体写战场的厮杀、格斗,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 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诗不 同的风格。

    周族创造的是农业文明,周人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因此,更多的 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 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北方玁狁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 征。作者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者是玁狁而非周天子。 诗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 戌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如末章云: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 悲,莫知我哀。

    昔日离家时的依依惜别之情,今日归来的悲凄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 说《采薇》还是对敌人痛恨之情和思乡自伤之情的矛盾体,《豳风·东山》反映 的完全就是士卒的厌战情绪了。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 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我”久征不归,现在终于脱下戎装,穿上平 民的衣服,再不要行军打仗了。归家途中,触目所见,是战后萧索破败的景象, 田园荒芜,土鳖、蜘蛛满屋盘旋,麋鹿游荡,萤火虫闪烁飞动,但这样的景象并 不可怕,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家中的妻子独守空房,盼望着“我”的归来。遥 想当年新婚时,喜气洋洋,热闹美好的情景,久别后的重逢,也许比新婚更加美 好?这里既有对归家后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憧憬,也有对前途未卜的担忧,整首诗 把现实和诗人的想象、回忆结合在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我”的兴奋、伤感、 欢欣、忧虑等心理活动。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

    如果说在战争诗中,除了厌战思乡之情外,还有少数激奋昂扬之作的话, 《诗经》中的徭役诗,则完全是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了。无论是大夫为天子、 诸侯服役,还是下层人民为国君服役,都表现出服役者的强烈不满。《唐风·鸨 羽》第一章: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 有所?

    由于“王事靡盬”,致使田园荒芜,人民不得耕作以奉养父母,怨恨之极而 呼苍天,揭示出了繁重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 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即写一位 妇女由于思念远戌的丈夫而痛苦不堪,其第二章云: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女为悦己者容,所爱的人不在面前,梳妆打扮还有什么意义呢?率真质朴地 写出了思妇内心的相思哀痛。《王风·君子于役》也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政 的不满。黄昏时候,牛羊等禽畜都按时回家,而自己的丈夫却不能回来,即景生 情,因情寓意,在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小景中,渗透了思妇的无尽相思和悲哀。

    《诗经》战争徭役诗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无论是颂记战功,叙写 军威,还是征夫厌战,思妇闺怨,在后代诗歌史上都不乏回响。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 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 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 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诗经》中的情诗,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 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周南·关睢》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幕之情,前 三章表现了一个贵族青年对淑女的追求,和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心情。末二章, 想象若能和她在一起,将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种表现男女相互爱 慕的诗,《诗经》中还有不少。这种爱慕发展为两情相悦,便有了幽期密约,如 《邶风·静女》描写男女幽会: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情人既来,并以 彤管、茅荑相赠,他珍惜玩摩,爱不释手,并不是这礼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 美人所赠。主人公的感情表现得细腻真挚。《郑风·子衿》则写女子对男子的思 念,这个女子在城阙等待情人,终未见来,便独自踟躇徘徊,“一日不见,如三 秋兮”的咏叹,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这种对爱情的执著专一, 在《郑风·出其东门》中,则由男子直接说出: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诗人却并不动心,想到的仍是自己所爱的 那个素衣女子。

    正是由于《诗经》中抒情主人公对爱情如此热烈执著,因而一旦爱情遇到挫 折,就感到特别痛苦。在《诗经》时代,男女爱情虽还不像后代那样深受封建礼 教的压制束缚,但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齐风·南山》)了。有时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也会受到父母的干涉。如《鄘 风·柏舟》即是写一个女子要求婚姻自主遭到父母干涉时所发出的誓辞: “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个女子如 此顽强地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宁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现出她在 爱情受到阻挠时的极端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

    《诗经》中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诗,虽不如情诗丰富,但也很有特色, 如《周南·桃夭》,诗人由柔嫩的桃枝、鲜艳耀眼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美 貌,祝愿她出嫁后要善于处理与家人的关系。而《郑风·女曰鸡鸣》则写了一对 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 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

    但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这样温情缱绻。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婚姻的幸 福对妇女来说,常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诗经》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 为数不少。《邶风·绿衣》中那位“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的妇女,因妾得宠而 失位,无可告诉,只能在痛苦中煎熬。这类诗反映的是还维持着婚姻的形式和夫 妻的名义,处于失宠、幽闭状态的不幸妇女的命运。另一类则表现婚姻破裂后妇 女被夫家休弃的悲惨结局,抒发弃妇的愤懑不平。《卫风·氓》和《邶风·谷风》 ,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是《诗经》弃妇诗的代表作。《谷风》 中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家境贫困,经过辛勤劳作,逐渐富裕起来,而其丈夫却 变了心,另有所娶,竟将其趕走。《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 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 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 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

    《诗经》305篇作品包括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如《王风·黍离》描写故国 之思,《鄘风·载驰》抒发爱国之情,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总而言之,《诗经》 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 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 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 画卷。《诗经》中,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 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可以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 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诗经》的现实精神,在国风和 “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大雅中的周族史诗,真实地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 展史,而在周道既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大小雅中的怨刺诗,表现出诗人对现实 的强烈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箴戒国君大臣,抨击政治弊端, 讽刺背德违礼,斥责宵小谗佞,身处乱世的诗人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腐朽、黑暗、 世衰人怨的社会现实,而其中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进一步强化了这些作品 反映现实的深度。国风中的作品,更多针对战争徭役,婚姻恋爱等生活抒发诗人 的真实感受,在对这些生活侧面的具体描述中,表现了诗人真挚的情感,鲜明的 个性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特点

     赋、比、兴的手法 句式的章法 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 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 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 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 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 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 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 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 诗人的情感,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七 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法。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 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 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在赋、比、兴三者中, 赋是基础。

    《诗经》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比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 情的比体诗,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独具特色; 而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更是丰富多彩。《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 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分别以柔嫩的白茅芽、冻结的油脂、白色长身的天牛幼虫、白而整齐的瓠子、宽 额的螓虫、蚕蛾的触须来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肤、脖颈、牙齿、额头、眉毛,形 象细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动态描写,又把这幅美人图变得生动鲜 活。《召南·野有死麕》则不从局部比喻,而以“有女如玉”作比,使人由少女 的美貌温柔联想到美玉的洁白、温润。以具体的动作和事物来比拟难言的情感和 独具特征的事物,在《诗经》中也很常见。“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 风·黍离》),以“醉”、“噎”比喻难以形容的忧思;“巧言如簧”(《小雅 ·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巧言”、“甘”这些不易描 摹的情态,表现为形象具体的“簧”、“荠”。总之,《诗经》中大量用比,表 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再 现异彩纷呈的物象。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起 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 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 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 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 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 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 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郑风·野有蔓草》写情人在郊野“邂逅相遇”: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 趣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再如《周南·桃夭》 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 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 、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 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 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 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 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 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沚。

    “毛传”认为是兴,硃熹《诗集传》则认为是赋,实际二者并不矛盾,是起 兴后再以赋法叙写。河滨芦苇的露水凝结为霜,触动了诗人思念“伊人”之情, 而三章兴句写景物的细微变化,不仅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 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而且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 想“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 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 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 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 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 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 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 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 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苡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 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 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 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 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 共四章,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或是一篇之中, 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 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 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 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 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诗经》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 以“丁丁”、“嘤嘤”摹伐木、鸟鸣之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状柳、雪之态。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和 重言一样,双声叠韵也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 《诗经》中双声叠韵运用很多,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 等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等,还有些双声叠韵 用在诗句的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砲 之燔之”(《小雅·瓠叶》)、“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 (《齐风·甫田》)等等。

    《诗经》的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 韵脚在偶句上,这是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还有后世诗歌中不常见的 句句用韵。《诗经》中也有不是一韵到底的,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甚 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 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 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 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 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硃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 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 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 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 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 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 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 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 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 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 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 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 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 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 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第四节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抒情诗传统 风雅与文学革新 比兴的垂范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 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 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 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 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 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 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 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 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 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 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 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 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 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 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 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 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 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 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 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 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 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 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 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 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 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 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 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 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 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 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 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 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 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 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 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 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 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左传》、 《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 事文学的传统。

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 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 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甲骨文清末发现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盘庚迁殷后至殷亡 时的遗物,距今已三千多年。这些卜辞所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 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许多方面,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 各方面的状况。甲骨卜辞记事比较简单,不成系统,但未经后人加工,保持了商 代记事文字的原貌。这些占卜之辞,短的只有几字,长的有百余字,比较完整的 如:

    癸已卜,壳殳贞,旬亡田(咎)?王■曰,■(有)■(祟),其■(有) 来■(艰)。气(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告曰: “土方正于我东鄙,■(灾)二邑。{工口}方亦牜帚我西鄙田。”(郭沫若《卜 辞通纂》第五一二片)。

    这条卜辞,时、地、人、事齐全,叙述较为详细,略具叙事要素。这些卜辞, 可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

    同样未经后人加工的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 的发展。商周时君王、公侯、臣子都可作铜器铭文,君王所作铜器被视为国之重 宝。铜器铭文有长有短,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 如:“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 (《殷文存》上二六·后)开头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然后叙事,内容大多是殷 王的赏赐,最后还有告于先祖的祭日,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复杂了。不仅 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例如,以记事为主的《 曶鼎》,先写了周王策命曶继承父业为王卜者;又写了曶用匹马束丝购买五个奴 隶,引起纠纷,曶胜诉之事;还记载了匡季带其奴仆抢劫了曶的十秭禾,曶向东 宫控告匡季而胜诉,得到了加倍赔偿的事。叙事已有一定规模了。而像《毛公鼎》 等侧重记言的铭文,其中的训诰,已和《尚书》没有什么区别。

    《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是商周记言史 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尧 典》等记载了尧、舜、禹等人的传说,是后人的追述,不是当时人的记录。《商 书·盘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盘庚》记录了盘庚要迁 都于殷,世族百姓普遍反对,他为说服众人而发表的训辞,古朴艰涩,语言有一 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 向迩,其犹可扑灭?”比喻生动贴切,至今仍活在我们的语言中。《周书》主要 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是告诫成 王之言,《大诰》是对诸侯的训令,《多土》、《多方》是对殷民的训诫,《康 诰》教训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周公的这些谈话和 训令,反映了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会关系。《周书》的《金 縢》和《顾命》以记事为主,《金縢》写武王克商后患病,周公向先王祷告,愿 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后成王嗣位,周公摄政,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诽谤周 公,并煽动殷遗民叛乱。周公率兵平定叛乱,成王心中对周公仍有疑忌,周公避 居。于是“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 《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为功,代武王之说。”成王大为感动,亲自迎接周 公回朝。这些情节颇曲折而具传奇色彩。《顾命》写成王之死,康王之立,事件 的过程和宏大的场面铺叙得很清楚。《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 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 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定的《春秋》,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 义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 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哀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历 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 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 秋左传集解·序》)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但其记事都很简 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因此,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 意义上的叙事散文。如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都有,但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性格,都无从知道,仿佛 一则新闻标题,而不像一篇文章。

    《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护周礼,反对僭 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议论 性文辞,而是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春秋》还以一字寓褒贬,在 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 上曰“弑”等。这种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第二节 《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左传》的成书 《左传》的叙事特征 《左传》的记言文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 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左传》记事,起于鲁隐 公元年(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468),基本与《春秋》重合,还 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 一位儒家学者。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 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 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 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 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 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 历史观。在《左传》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 作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 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 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 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 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 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 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 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 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 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 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倒叙就是在 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记 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 而生穆公,故名之兰。《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这些 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 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 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 “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 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 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 话展示出来的。(成公十六年)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 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 特点。《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 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 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 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 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 心协力。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 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 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 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 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如,作者 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 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 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 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 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 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 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 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 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 颇具戏剧性。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不仅如此,《左 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如 “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 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 对话的萌芽。《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 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写晋侯所梦大 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 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 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 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 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 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 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 的。《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 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 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 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左传》有些 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晋文公是《 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他由一个贵公子成 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 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 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 是个昏君。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 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 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 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如成公二年的齐晋{安革}之战,《左传》这样描写 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 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硃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 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 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 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 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卻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 想而知。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 现。

    《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 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 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 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 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 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 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 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 叙事的生动传神。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 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 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 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 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 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

    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 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 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 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

    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 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 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 几《史通》卷十四《申左》),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如 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 他着重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 一边:“郑既知亡矣。”再叙述郑亡并无利于秦:“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 薄也。”然后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 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说 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因此, 能打动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晋人也 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左传》中的行人辞 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如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 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六年梁谏追楚师,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 十五年阴饴甥对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成公十 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等等。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 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 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 气勃勃。《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 手。”(《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 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

    《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写 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为争渡船逃 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简练的一 句话,写尽晋师争先恐后、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 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楚王 劳军的体恤之语,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以一个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 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悦之情。“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 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 字外。”(《史通·叙事》)

第三节 《国主》的文学成就

    成书及体制 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 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 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周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 政记言。《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 历史事件,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 管促和桓公的论政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 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则主要记史 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也较少记重要 历史事件。《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 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 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因而重视人民 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 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 厚非。又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 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 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 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 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当然,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 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比如《周语》旨 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 《吴语》、《越语》则文字流暢整饰,颇有气势。《国语》中的应对辞令,有的 与《左传》相同,但文字不如《左传》精彩,有的则难分高下。有的为《左传》 所不载的辞令也颇有特色。如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遂,辞婉义严(《周语中》), 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等(《吴语》),都是很有特色的辞令。而《国语》 中一些议论说理文字,往往也精辟严密,层次井然。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 谤,《鲁语下》敬姜论劳逸,《晋语八》叔向贺贫,《楚语下》王孙圉论宝,都 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国语》虽然记言多于记事,但《国语》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 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总的说来,《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 不及《左传》普遍、完整。《国语》中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经过都是一笔带过, 而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但《国语》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 叙事,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献公宠妃骊姬的阴谋,太子 申生的被谗冤死,公子重耳的流亡等,都写得波澜起伏,精彩纷呈。其中有虚拟 的情节,如骊姬夜半而泣(《晋语一》),谗太子申生,骊姬夜泣及其谗言,非 第三者能知,显然是作者援情度理的虚构,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 物形象。其中也有精彩的描写,如为分化朝中大臣,骊姬宠幸的优施与朝中重臣 里克饮酒,以歌舞暗示里克,将杀太子申生立骊姬子奚齐,里克夜半召优施,欲 中立以自保等(《晋语二》),描写细致入微,具体生动,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 点。更有一些滑稽的小插曲,写得生动活泼,如重耳流亡到齐国后,安于寄人篱 下的生活,其妻姜氏及从亡之臣子犯将其灌醉载之而行(《晋语四》),《左传》 只写到重耳桓,“以戈逐子犯”,《国语》中还写了重耳子犯相骂的对话,幽默 有趣,写出了重耳流亡集团的内部冲突。对晋献公诸子争位的叙述,展示了春秋 时期一场复杂政治斗争的生动画卷,描绘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国 语》叙事的成就。

    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的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 某个人的言行,如《晋语三》写惠公、《晋语四》专写晋文公、《晋语七》专记 悼公事,《吴语》主要写夫差、《越语上》主要写勾践等等。这种集中篇幅写一 人的方式,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 的传记,而仅仅是材料的汇集,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而不是独立的 人物传记。总之,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虽然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 但文学成就比《左传》还是稍逊一筹。

第四节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成书过程和纵横家思想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 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 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 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 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表现 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 肯定举贤任能,在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不过,《战国策》的思 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既有讲权术谋诈,图个 人功名利禄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之士( 《赵策三》)。《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 起。“士贵耳,王者不贵”(《齐策四》)的声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书 中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 《战国策叙录》)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部士阶层,尤其是策士行 迹的生动写照。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 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 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 节之士如鲁促连、颜斶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 的不同类型。由于作者对这些人物心仪不已,颇为倾慕,甚至不惜脱离史实,以 虚构和想象进行文学性描写。《战国策》中,不是史实,出于虚构依托的内容颇 多。如书中用力极深,描写得极成功的人物苏秦,其事迹言论有不少就是虚构的。 至于在具体描写中,虚构的手法更为普遍,也更进一步。如《秦策一》写苏秦夜 读,引锥自刺及慨叹之语,夜室独语,有谁知道,显然是作者根据传闻虚拟而成。 而《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写邹忌看见徐公时“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 而自视,又弗如远甚”,不仅表现了邹忌内心的活动,而且涉及心理活动的过程, 接近人物的心理描写,显系出于作者的想象。夸张虚构不合史著的要求,但却使 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 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策三》记燕太 子使荆轲刺秦王,其中田光自刎以明不言,樊于期自刎献头以图报仇,易水送别, 秦廷献图行刺等情节,出人意表,慷慨悲壮,于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人物性 格得以生动展现。人物个性化的言行在《战国策》中很突出,如《秦策一》中, 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 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而对苏秦归来时“羸縢履蹻,负书担橐, 形容枯槁,面目犁(黧)黑,状有归(愧)色”的外貌神情描写,绵密细致,极 为传神。

    《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 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 弹铗而歌,焚券市义、营造三窟的事迹,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 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 纪传体的过渡。

    《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 要方面。其中策士廷说诸侯之辞,臣讽君主之辞,以及不同意见的辩难,都反映 出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 格,前人概括为“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可说是《战国策》说辞的 主要特色。

    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 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 地达到辩说的目的。《楚策四》载庄辛说楚襄王,庄辛针对楚襄王淫逸侈靡、不 顾国政而进谏,说明国君如此行径必遭杀身之祸。他运用四种譬喻,即蜻蜓为五 尺之童所黏捕,黄雀被王孙公子射杀,黄鹄被射者用网罗捕获,蔡灵侯因放荡逸 乐被楚大夫发用绳索捆缚。四种譬喻,由小到大,逐渐过渡到楚顷襄王本身,指 出其所作所为,正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形象生动,引喻谐调,气势充沛,说理 充分。再如《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也是从切身体验的生活趣事,来形象喻 示所要阐述的道理,贴切深刻,饶有风趣,很有说服力。

    《战国策》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 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如《燕策二》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 惠王不应伐燕,以免强秦坐收其利。这类例子《战国策》中俯拾皆是,如“画蛇 添足”(《齐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南辕北辙”(《魏策 四》)等等。这些寓言大都即事编撰,独出心裁,比附现实,以表情达意。用具 体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力量。

    《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充沛,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 比有关,如《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列举了周烈王之斥齐威王,殷纣王 之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齐闵王之欲仆妾邹鲁等,肆意夸张铺隐,极言尊秦 之害。又如《齐策一》记苏秦说齐王合纵,极力夸张渲染齐国之强,临淄之胜, 排比对偶层出不穷,文辞瑰丽多姿。

    与其游说之辞一样,《战国策》的叙述语言,也长于铺张渲染。“苏秦始将 连横”(《秦策一》)写苏秦说秦王不行时的狼狈之状,发迹后路过家乡时的踌 躇满志,“荆轲刺秦王”(《燕策三》)写荆轲易水送别时的慷慨悲壮,都是典 型的例子。《战国策》叙述语言有时描写相当精细。苏秦刺股(《秦策一》), 触龙入朝(《赵策四》),邹忌窥镜(《齐策一》)等,写的都是琐屑细节,却 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尤其是荆轲刺秦王的场面,描写人物动作神情,极为细 致传神,荆轲的豪迈暇豫,秦王的惊慌失措,殿上殿下的混乱惊扰,这些顷刻间 发生的惊险紧急场面,作者一一道来,清晰详尽,有条不紊,如同电影镜头,作 者对叙述语言运用之娴熟,令人惊叹。

    《战国策》文章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瞻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 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第五节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为史传文学直接祖述 散文创作的楷模 奠定了小说的叙事传统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 尤为明显。

    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 《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 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 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 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著作《史记》 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 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 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 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 《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 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 中都有充分体现。《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 的奇谲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先秦叙事散文 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于后世,不言而喻。

    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 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 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 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 《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 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 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 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 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 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 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 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 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 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 《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 《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 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 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 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 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 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言行, 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 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第四,我 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 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 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

 

 

第四章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 逐步形成,跟百家争鸣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论语》创立的语录 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 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 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

第一节 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

    语录体和韵散结合体 对话体和寓言体 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

    先秦时期,说理散文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儒家和道家的代表著 作《论语》、《老子》,以其弘深的思想,词约义丰的写作特点,对后世说理散 文有广泛的影响。

    《论语》记载孔子(前551-前479)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 再传弟子纂录而成。《论语》编辑成书在战国初年。《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 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 主题。作为说理文,《论语》还很幼稚。不过,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 《论语》中已有萌芽。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 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 的、形式完整的篇章。书中也有些较长的段落,如《先进》篇中“子路、曾皙、 冉有、公西华侍坐”,详细记载孔门师生间的一场谈话,叙述清楚,有一定描写, 表现了人物的不同个性,作为叙事记言文字,比较成功,但与说理文显然还有一 定距离。而《季氏》篇中“季氏将伐颛臾”里孔子的几段话,针对性强,层次清 晰,具有说理文的某些特点。《论语》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 秦说理文的体制。但语录体并不是《论语》文学价值的主要方面,《论语》的文 学色彩在于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

    《论语》只记录了孔子广告的一些片断,而非孔子一生的完整表现,但《论 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 象。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 道的颜回、联盟机智的子贡等。但辑录者本意并非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 语录体写人毕竟也有局限。《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 的道理。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等等,形象简约地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论语》中 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其语言更为委婉。如“子曰:‘贤哉,回也!一 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 也》)简短几句包孕了真挚的情感,以及对颜回安贫乐道自在心境的赞赏。又如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矣”、 “也”等语气词的使用,把对自身的无限感慨和对周公的无限思慕,表现得意味 深长。

    《论语》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使它成为先秦说理 文主要的形态。《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是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 态。与《论语》出于孔门弟子纂录不同,《老子》主要是老子自撰,它集中反映 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老子》比《论语》更具抽 象思维特质,它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 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道”,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 实人生。《老子》一书中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 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 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像诗,也像歌谣,常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如 第六章描写“道”孕育万物,生生不息的情状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 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以形象的比喻表现玄妙的哲理,文 气跌宕流暢,句式连环相对。虽然就说理文文体来说,《老子》还缺乏充分展开 的论述,还不是结构完整的说理文,但它和《论语》都以注重情感和形象性,奠 定了先秦说理文的基本特征。

    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 也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 述。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 成了对话体的论辨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 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 其说理风格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10论。这些篇目 的标题都概括了论述的中心思想,也许是编辑者的加;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 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大量的“ 子墨子曰”,表明这些仍是墨子后学对墨子讲学之辞的记录。只是这些语录,段 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 单联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庄子》中 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 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 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战国末期,《荀子》、 《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 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 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我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 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第二节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孟子和《孟子》一书 缜密纯熟的论辩技巧 气势浩然的文风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前372-前289)的谈话,是孟子和其 弟子共同所著。该书反映了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 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千百年后,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孟子的个 性、情感和精神,看到一个大思想家的鲜活形象。这正是《孟子》千百年来一直 具有无究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 仁政的政治主张,是孟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在此过程中,孟子表现出鲜明的 个性特征。孟子初到齐国,齐王以有病为托辞,不亲自来咨询政事,而是派人召 见他,孟子也辞以疾,不去朝见。次日却出吊东郭氏,故意表明自己其实并没有 病。齐王派人来问病,孟仲子一面替他周旋,一面要求孟子不要回家,趕快去朝 见,孟子仍然不去(《公孙丑下》),坚持非礼之召则不往,表现出傲岸的个性, 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士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孟子仕于齐,极力向齐宣王宣传 自己的“仁政”理论,希望齐宣王推行“仁政”,让黎民百姓不饥不寒,从而实 现天下大治。这种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藐视统治者,鄙视权势宝贵,希望 能够消除世乱,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热忱,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原因所在,也是孟子 精神世界最具闪光点的方面。正是这种精神境界,才使他具有刚正不阿、大胆泼 辣的个性特点。书中还记录了孟子和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论辩。在这些论辩中, 孟子攻乎异端,感情毕露,有明晰的说理、逐层的批驳,层层进逼,气势凌人, 也有偏激的言词、幽默的讽刺,甚至破口大骂,同样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 直的个性。

    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滕文公下》)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 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征,《墨子》、 《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 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采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其论辩 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墨家重质轻文, 《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 学意味却不浓。《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 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

    《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 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 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 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 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可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引人入彀,“辞不迫切而意已 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这种特点在一些长篇论辩文中, 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孟子》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和机智的反应,使其论辩 更有左右逢源之妙。如陈臻利用孟子在齐不受馈金,在宋、薛却受馈金的矛盾态 度,提出诘难:“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前日之不受非 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将孟子置于两难境地,而孟子则以“皆是也”,肯定 受与不受都对,都有理由,因为导致受与不受的条件不一样。(《公孙丑下》)

    “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 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 未免牵强,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孟子》 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 也(《离娄上》),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表现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再如,“以 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 以霸道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多么荒唐可笑。 这种简短浅近的比喻,在《孟子》中大量运用。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 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 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成功地以齐人言行譬喻官场中那般钻 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揭露他们灵魂的丑恶。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 力量。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 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 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 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在精神上首先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 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写起文章来,自然就情 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正如苏辙所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 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气盛言宜,孟子内在精神 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同时,《孟子》大量使用 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 之能御。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暢,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和古奥难懂的《尚 书》及铜器铭文显然不同。它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的 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后来统治 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成熟了。

第三节 《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

    庄子和《庄子》一书 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想象和 虚构 形象恢诡的论辩 富有诗意的语言

    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庄子》33篇,分为内、外、 杂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庄子的身 世不可确考,从《史记》本传和《庄子》一书的记述中,可以大略知道一些。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曾作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但却鄙弃荣 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 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 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人生就 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 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 (《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 界(《大宗师》)。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 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天下》)。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 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文”(《寓言》)。 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 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 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庄子》一书,大 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这三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三言”之中, “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内篇及外、杂 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 以捉摸。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 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 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这个题句, 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庄子》结构线索上的模糊隐秘,并不意味着文章结 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 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 机体。《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无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文章先为 主题作铺垫,然后是主题的阐发,最后结束在至人游于无何有之乡的袅袅余音之 中。内篇中的其他作品,也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之下,以各种各样的寓言,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的展示,最后完全避开逻辑推理下判断,而以 抒情诗般的寓言作结。《庄子》内篇,可以说是哲理抒情散文。

    《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由于寓言数量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 集,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 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 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同时,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万物等 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庄子认识到了时间的无限,空间的无 限,宇宙的无穷,他不仅站在个人的立场看待世界万物,也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 世界万物,因而,《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 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北溟之鱼,化而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任公子垂钓,以五十头牛为 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期年钓得大鱼,白浪如山,海水震荡,千里震 惊,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人,都饱食此鱼。(《外物》)宏伟壮观,惊心动魄, 写尽大之玄妙。杯水芥舟,朝菌蟪蛄(《逍遥游》),蜗角蛮触(《则阳》), 曲尽小之情状。而骷髅论道(《至乐》),罔两问影(《齐物论》),庄周梦蝶 (《养生主》),人物之间,物物之间,梦幻与现实之间,万物齐同,毫无界限, 想象奇特恣纵,伟大丰富,“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 要》第三篇“老庄”)

    《庄子》诡奇的想象,是为了表达其哲学思想。“寓真于诞,寓实于玄” (《艺概·文概》),是《庄子》的主要特征。南海之帝儵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 答中央之帝浑沌的款待之情,为其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想 象多么奇特大胆。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地说明了“有为”之害。“颐隐于脐,肩高 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脾为胁”的畸形形象(《人间世》),怪诞而不 可思议,所要表达的是忘形免害、无用即大用的思想。《庄子》中奇幻的想象, 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批 判精神。蜗角之中,触氏、蛮氏相与争地,伏尸数万,旬有五日而后返(《则阳》), 想象夸张之奇,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正是战国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 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曹商使秦,得车 百乘,得意忘形,刻画了不择手段,谋取利禄,追求荣华富贵的小人嘴脸。舐痔 破痈,正是对这种小人最为辛辣尖刻的讽刺(《列御寇》)。而像“儒以诗礼发 冢”(《外物》),对儒家诗礼的揶揄,也与圣知之法为大盗守的批判相一致 (《胠箧》)。“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艺概·文概》) 《庄子》奇丽诡谲的艺术形象,是其哲学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其深沉情感迂回 曲折的流露。《庄子》作者尽管主张忘情寡欲,心斋坐忘,但也有强烈的个性与 感情。楚狂接舆歌中,表现出生于乱世的绝望和悲哀(《人间世》);匠石运斤 成风,流露了诤友惠子去世后,高山流水,无人再赏的孤独和寂寞(《徐无鬼》)。

    《庄子》以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构成了瑰玮諔诡的艺术境界,具有 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但《庄子》毕竟是哲理散文,和其他诸子说理文一样,属 于议论文。只是它的说理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 《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 述。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 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而在论辩过程中,往往又表现出 作者精辟的思辨能力。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如齐是非、 等寿夭、合同异等等,从形式逻辑上来说,都近于诡辩。《庄子》中一些比较纯 粹的议论文字,则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若 仔细考察其推论过程,在逻辑上并非十分严密。如《马蹄》、《骈拇》、《胠 箧》等篇,都以一个假言前提为基础开始论述,但这些假言前提与推导出的结论, 事实上并无必然的联系。《庄子》的论辩,与其说读者是被其逻辑推理所征服, 不如说是被奇诡的艺术境界、充沛的情感所感染。如《逍遥游》末两段,庄子与 惠子辩有用无用,均为寓言。惠子先说大瓠“无用”,庄子认为他是拙于用大, 又在寓言中再套寓言,以“不龟手之药”,说明“所用之异”,无用即为有用。 惠子再以大樗为例,说明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庄子以狸牲跳梁,死于网罟为 例,说明汲汲追求有用之害,然后是一段抒情意味十分浓厚的结束语: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 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因苦哉?

    不仅回答了惠子的“无用”之辩,而且十分形象,情感浓郁地描述出全篇所 追求的心灵自由,精神无待的至人境界,真是得鱼忘筌,大辩不言。这样的辩论, 超越了形式逻辑的规则,进入了“无言无意之域”。正因为这样,庄子哲学充满 了诗意。

    《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 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清人方东树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 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卷十二)庄 子的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 如《齐物论》写大风:

    夫大塊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 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 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譹者、穾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 喁。泠风得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既有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而像《逍遥游》末段那样的文字,简直就是 抒情诗。

第四节 《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

    严谨详密的论证 犀利峭刻的议论 植根现实的寓言

    荀子,名况,字卿。他与孟子都是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 仁义学说,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礼乐学说,孟、荀各执一端以立论。孟子专就内 在之仁,主张性善,荀子就外在之礼,主张性恶;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不轻 利;孟子专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孟子专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荀子》对 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有所批评,在批评各家的同时,又吸取百家学术的精华,融汇 贯通,自成一家。荀子的学说范围很广,包括政治、哲学、经济、文学等各方面, 而且这些学说,都是和他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 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现存32篇,是其学说的集中体现。这32篇绝大多 数是说理散文。荀子另有一篇《成相》辞和一篇《赋》,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 响。

    荀子认为“君子必辩”(《非相》),特别强调论辩的重要性。因此,与先 秦其他诸子一样,荀子的说理文擅长论辩。但荀文以其说理的清晰,论辩的透辟, 逻辑的周密,在先秦诸子说理文中别具一格。思想的深邃丰富,理论的系统严整, 使其不仅单篇行文缜密,而且全书各章相互照应,论证严谨周详。《性恶》篇开 首即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提出了“性”和“伪”两个概念。人的天 性在耳目之欲,声色之好,因而出现争夺、残贼、淫乱等现象,要改变这种现实, 必须用礼义进行教化,使人从善,并明确界定“性”是“天之就也”,即先天自 然本性。“伪”即人为,“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即后天通过礼义的学 习而形成的道德观念。区分了“性”和“伪”之后,再进一步论证“人之性恶明 矣,其善者伪矣”。提出“圣人化性而起伪”,“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 众者,性也。所以异而众者,伪也。”“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性恶论 是荀子礼乐法术论的理论基础,故而不仅此篇论述周密,而且与荀子的整个理论 系统相一致。由于性恶,故须教育,教育当以礼义为本;也由于性恶,故须施行 赏罚,于是性恶论和隆礼重法的主张,就相互贯通,相辅相成。《荀子》在文辞 上,也相互呼应,如《礼论》云:“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 认为性是一种原始材料,如《性恶》篇中认为性是一种天然之情一致,而像《劝 学》篇中“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等观点,也和“圣人化性起伪” 的观点息息相通。总之,荀子之文思理严整,论证全面。为说明观点,层层论述, 反复推详,一篇中首尾一贯,一气呵成,整体理论系统严密,各篇之间颇有照应, 故而绵密严谨,恢宏博大,风格浑厚。

    《荀子》大量运用许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譬喻,深入浅出,生动巧妙 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如《劝学》篇,几乎 都是引类譬喻重叠构成,并且譬喻的运用变化多端,或正反为喻,或并列为喻, 辞采缤纷。《荀子》还喜欢用大量排比句法,或以韵语描写、抒情,增强了气势, 调谐了音节,更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

    韩非(约前280-前233)不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也是战国 末期集诸子学说之大成的思想家。他师承荀子,继承了荀子的哲学和政治学说, 进一步发展成为刑名法术之学。他推崇老子,借鉴了老子的哲学思想,舍弃了老 子的柔弱无为,对“道”赋予法术的内涵,主张刚强有为。他还继承了前期法家 的法、术、势,并将三者冶为一炉,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著作收集 在《韩非子》中,其文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对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有冷峻的 观察,主张君主以法术威势制人,严刑峻法治国,其文峻峭犀利,锋芒毕露,咄 咄逼人,所向披靡。如《说难》论述对人君谏说之难,顺之以招祸,逆之而致祸, 稍不留神便命丧身亡,列举谏说的种种困难,提出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种种不同 的进言方法,对社会和人君心理进行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缜密透彻,犀利刻削, 入木三分。韩文中的长篇大论,如《显学》、《五蠹》、《孤愤》等,都写得波 澜壮阔,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短篇往往则就一个问题深入论述,辞旨简洁爽利。 如《难一》、《难二》、《难三》、《难四》中的28个短篇,借评论史实批驳 不同的意见,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驳论辩难,仍是其冷峻文风的体现。《韩非 子》以论辩的透彻,逻辑的严密,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说理散文,最具文学意味的还是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的寓言故事。 寓言在《战国策》、《孟子》中还只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连篇累牍,但 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 韩非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 言故事集。像《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都是 寓言专集。《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 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和《庄子》中奇幻玄 虚、怪庭神奇的寓言故事,风格截然不同。韩非寓言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 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他也像庄子一样,取材于历史,让历史人物说话, 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比如孔子,在《庄子》和 《韩非子》中都一反其儒者面目。《庄子·人间世》和《大宗师》中论心斋和坐 忘的孔子,是一个醉心于道学的形象;《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 子,则是冷峻的法家形象。而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 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 上》)等具有的讽刺力量,“矛与盾”(《难一·难势》)等表现出的哲学智慧, 都是韩非寓言思想深度的反映。

    题材的平实,使韩非寓言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恢诡谲怪,但韩非寓言在艺术上 并不平淡,而是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 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

    燕王征巧术人。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 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 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 能观其母猴。郑有台下之冶者,谓燕王曰:“臣为削者也,诸微物必以削削之, 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王试观客之削,能 与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谓卫人曰:“客为棘刺之。”曰:“以削。” 王曰:“吾欲观见之。”客曰:“臣请之舍取之。”因逃。

    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三个人物各侧重其性格的一端,燕王的昏庸, 卫人的狡猾,冶者的聪明,都表现得单纯鲜明,生动逼真。《韩非子》中的许多 寓言,千百年流传不衰。“守株待兔”(《五蠹》)、“矛与盾”(《难一》)、 “滥竽充数”(《内储说上》),以及“郑人买履”、“画鬼最易”、“买椟还 珠”(《外储说上》)等等,都以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 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第五节 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

    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和形象化的说理方式 影响后世的创作风格 提供了丰 富的文学语言范式

    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儒、道为 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 作品的审美风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之一。

    先秦说理散文是我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 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章学诚认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 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 国时文章已变尽,未必符合实际,但后世的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 或萌芽则是无疑的。先秦说理散文不仅标志着说量议论文体的成熟,而且也包孕 了寓言、小说等因素。

    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早期的语录体和对话体,虽不是我国说理文 体制的主流,但后代不乏类似之作。从扬雄模拟《论语》而作的《法言》,到后 代的佛教语录和理学家语录,都与《论语》一脉相承,而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论辩, 在后代说理议论文中,也不乏其例。成熟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更是我国 说理文的主要模式,不仅在体制上,而且在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 影响。

    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但无论是表述对自然和人生的理性 认识,还是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 还灌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 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使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 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后代哲理政论文受其影响, 颇有文学因素,而且,后代以描写抒情为主的文学散文也由此而孕生。

    先秦说理散文中大量的寓言,本是为说理而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意蕴 和生动形象的艺术特征,所以能够脱离说理文字而独立,由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其中的优秀之作,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 作用。同时,先秦说理散文中,以对话的方式描写人物,也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先秦说理散文大都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 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在后代许多文学巨匠的作品中,都可以 看到不同风格的先秦说理文的影子。《孟子》之文深得唐宋古文家的推崇,他们 的创作,亦深受孟子文的影响。“韩文出于《孟子》”,“东坡文亦《孟子》”, “王介甫文取法孟、韩”。(均见刘熙载《艺概·文概》)韩愈、苏轼等人的文 章气势磅礴,显然与孟子文章有密切关系。苏洵曾自评其文得“孟、韩之温淳” (苏洵《上田枢密书》)。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创 作中都有所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都和庄子思想及 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从曹植的《髑髅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之类文 章中,都可以明显看出《庄子》的文风。唐代诗人中,李白超拔的想象力,豪放 飘逸、意象奇特、大胆夸张的诗风,与《庄子》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文学家 中,苏轼最得《庄子》散文的神韵,刘熙载以为苏轼诗“出于《庄》者十之八九”。 (《艺概·诗概》)岂止是诗,东坡的文和赋,也多从《庄子》来。古代小说戏 曲创作也深受《庄子》散文艺术风格的启示。从具有浪漫幻想色彩的《牡丹亭》、 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庄子》散文艺术精神的灵 动表现。《荀子》和《韩非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较《孟子》、《庄子》稍逊。 但在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文的风格。《韩非子》 在先秦说理散文发展史上,处于集大成的地位,后代说理散文在体式上大都不能 出其范围。其散文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 安石等人的文章,都是学习韩文的。

    孔、孟、庄、荀、韩非等先秦诸子都是语言大师,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 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举凡 后世常用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文中,都 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后世文学中或平实质朴,或华丽雕 琢,或婉约隽永,或放纵恣肆的语言风格,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可见端倪。而先 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不少至 今仍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 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 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 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第一节 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多种文化的交融战国晚期楚国的政治形势

    战国时期楚国在长江、汉水流域,一度领有“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疆域,这 里到处都分布着江湖山峦,物产丰茂。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羋姓楚贵族和一些被 羋姓贵族征服的濮、越、巴、蛮等南方部落集团。羋姓贵族源于中原的祝融部落, 他们在夏商时期往南方迁徙,一直到周代初年,始定居于“楚蛮”之地,都丹阳。 周公制礼作乐、变革中原文化时,由于地处偏远,楚国受到影响比中原诸侯国小, 所以一直被中原诸国以蛮夷视之。但是,楚贵族集团毕竟源于中原,在春秋战国 时期,中原和楚国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所以,楚国文化和中原文化仍有很多相 同之处。

    在政治思想方面,楚国和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楚国虽然偏居南方,却拥有 “周之典籍”甚至“周大史”,再加上楚国士人自觉学习中原文化,所以中原文 化在楚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如《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建议士亹用《诗》、 《书》、《礼》、《易》、《乐》、《春秋》等教育太子,楚国的王公卿士在议 事时也经常征引《诗》、《书》中的话,这和当时中原的文化风气是一样的。和 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楚国贵族的政治理想、历史观念和价值取向, 如晋楚邲之战时,楚庄王就认为用兵的目的不在于炫耀武功,而在于“禁暴”、 “安民”,在中原儒家思想如出一辙。

    在习俗和审美趣味上,楚国则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后人概 括楚国的文化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种崇尚巫风的习气,既是夏商文化的遗习,更是当地土著民族的风气。巫风的 蔓延,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如楚灵王,史称其“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 当吴人来攻,国人告急之时,犹“鼓舞自若”,不肯发兵。(《新论·言体论》) 楚怀王亦是“隆祭祀,事鬼神”(《汉书·郊祀志下》),把破秦的希望寄托在 鬼神身上,最终为秦所败。贵族阶层崇信巫祭,现在出土的材料多有证明。而在 南方土著聚居的“南郢邑、沅湘之间”,更是巫风浓烈,“其俗信鬼而好祠,其 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巫文化对楚国审 美风气的影响是明显的。楚地的艺术很兴盛,而这些艺术很多与祭神有关,充满 了奇异的浪漫色彩。如王逸所记载的庙堂壁画,楚“凤夔人物帛画”,刻画在器 物、帛画上的楚舞造型,以及出土的编钟等,都富有飘逸、艳丽、深邃等美学特 点。

    楚国到战国中期已经成为当时领土最大的国家,诸侯国家之间兼并激烈,根 据当时列国的实力,有人认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是有根据的。但到楚怀 王、楚襄王时期,楚国由盛而衰,不仅在外见欺于秦国,一再丧师割地,连楚怀 王本人也被秦劫留而死。在楚国内部,政治越来越黑暗,贵族之间互相倾轧,奸 佞专权,排斥贤能,楚国由此走向没落。屈原正是在这艰难的政治环境中显示了 自己的崇高品质,创造了名垂千古的文学巨制。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屈原的生平和思想“楚辞”的含义 楚辞的编纂和屈原作品的真伪

    屈原,名平。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 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屈原以上古帝王颛顼氏为先祖, 属楚国公族。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他“博闻强志, 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 诸侯”,对内主张举贤任能,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深得楚怀王的信任。上官大夫 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 “怒而疏屈平”。此后,楚国一再见欺于秦,屈原曾谏楚怀王杀张仪,又劝谏怀 王不要往秦国和秦王相会,都没有被采纳。楚怀王死于秦后,顷襄王即位,屈原 再次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顷襄王放逐。终投汨罗而死。

    屈原除了在郢都任职外,有两次飘落在外的经历。一次是汉北,这是在屈原 遭到楚怀王疏远之时,自己离开了郢都。《九章·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 集汉北。”但他在汉北仍不能忘怀君国故都:“淮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另一次是在江南,历经长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等处,这是屈原遭顷襄王放逐 之地。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屈原积聚了深厚的悲痛和思念之情,并通过诗歌表 达出来。可以说,他的大部分诗篇都是与漂泊生涯的关的。

    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屈原出自宗族感情,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主 张联合齐国对抗秦国。这不仅符合楚国的利益,同时也是符合中原传统文化精神 的。因此,屈原对自己的理想和行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对自己遭到的不公正 待遇充满了哀怨、愤激之情,不得已而借诗歌倾泻出来。屈原的一生是坚贞不屈 的悲剧性的一生,他的《九歌》、《离骚》、《天问》、《招魂》、《九章》等, 都印记着他一生的心迹。

    “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 问,与“六经”并列。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 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楚 辞类》引)这就是说,“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 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进一步说,楚辞的直接渊源应 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九歌》原为祭祀时之巫歌,后经屈原中工而 保留下来,而《离骚》等其他作品则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南方祭歌 那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风格特征。 这是“楚辞”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又一层意蕴。由于楚辞和汉代赋作之间的渊源关 系,所以屈原作品又有“屈赋”之称。

    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汉书· 艺文志》记载屈原赋25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 《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共2 4篇。至于《渔父》、《大招》,王逸“疑不能明”,持两可的态度;还有《招 魂》一篇,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明确说为屈原所作,却被王逸归在宋玉名下。 在楚辞的研究史上,除了《离骚》、《天问》、《九章》的部分篇章之外,其他 诸篇的作者问题都引起过争论。现在看来,《大招》是对《招魂》的模拟;《远 游》中有浓重的求仙色彩,甚至采用了后世之典故,显然出自汉人之手;《卜居》、 《渔父》是后人为追述屈原事迹而作。基本可以肯定,这些都不是屈原的作品。 此外,《九章》中部分诗篇,如《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等,也曾遭到质疑。在证据不是十分充足的情况下,还是肯定《九章》皆为屈原 所作更为适宜。这样,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中,除去《远 游》、《卜居》、《渔父》、《大招》,屈原的作品共计23篇。正是这23篇 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第三节 《离骚》

    《离骚》解题 写作年代忠君与爱国 美政理想与身世之感 高洁坚贞的 人格形象 香草美人:象征和意境 形式和语言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 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离骚”二字,古来有数种解释。司马迁认为是遭受 忧患的意思,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 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曹忧作辞也。” 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 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在历史上影响 较大的主要是这两种。因司马迁毕竟距屈原的年代未久,且楚辞中多有“离尤” 或“离忧”之语,“离”皆不能解释为“别”,所以司马迁的说法最为可信。 《离骚》的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史记·屈原贾 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而被怀王疏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 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也 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

    《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 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全诗缠绵悱恻,感 情十分强烈,他的苦闷、哀伤不可扼止地反复迸发,从而形成了诗歌形式上回旋 复沓的特点。这种回旋复沓,乍看起来好像无章次文理可寻,其实是他思想感情 发展规律的反映。《离骚》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从开头到“岂余 心之可惩”,首先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出身高贵,又出生在一个美好的日子 里,因此具有“内美”。他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 实现“美政”理想。但由于“党人”的谗害和君王的动摇多变,使自己蒙冤受屈。 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显示了坚贞的情操。后一部分极其幻漫诡奇,在向重华(舜)陈述心中愤懑之后, 屈原开始“周流上下”,“浮游求女”,但这些行动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终。在最 后一次的飞翔中,由于眷念宗国而再次流连不行。这些象征性的行为,显示了屈 原在苦闷彷徨中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突出了屈原对宗国的挚爱之情。

    一般认为,《离骚》的主旨是爱国和忠君。司马迁说:“虽放流,睠顾楚 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在《离骚》前一部分中,有不少“系心怀王”的诗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 美人之迟暮”,“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等。诗中用了一些婚姻爱 情的比喻,如“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 他”等,以这种男女之间感情的不谐比喻君臣的疏远。根据中国传统的伦理习惯, 弃妇的哀怨是以对夫君的忠贞为前提的,所以,这些诗句可以解释为屈原的忠君。 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 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屈原的爱国之情,是和宗族感情连在 一起的。如他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就是一种宗族感情的流露。屈原的爱国感情更 表现在对楚国现实的关切之上,从希望楚国富强出发,屈原反复劝戒楚王向先代 的圣贤学习,吸取历代君王荒淫误国的教训,不要只图眼前的享乐,而不顾严重 的后果。如“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以及引后数句,列举 了夏启、羿等由于“康娱自忘”而遭到“颠陨”的命运,向楚王提出了警告。他 对那些误国的奸佞小人也是充满了仇恨,“椒专佞以慢慆兮,榝殳又欲充夫 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君昏臣佞使得楚国处境岌岌可危。对 宗国命运的担忧,发而为一种严正的批判精神,这是《离骚》中非常值得珍视的 地方。

    在《离骚》中,屈原感慨道:“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表示将用生命来殉自己的“美政”理想。他的“美政”理想在一首抒情诗中当然 不能全部表明,但我们从《离骚》中仍能约略知道一些主要内容。这就是明君贤 臣共兴楚国。首先,国君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国家。《离骚》云: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铺。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次, 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诗中称赞商汤夏禹“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并列举了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伊尹等身处贱位却得遇明君的事例,借以 讽谏楚王。另外,《离骚》批评现实道:“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度。”所谓“规矩”、“绳墨”显示了屈原对制度法 令的重视,修明法度也是其“美政”的内容之一。总之,相对于楚国的现实而言, 屈原的“美政”理想更加进步,并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向。当然,屈原念念不忘君 臣的“两美必合”、和谐共济,还与他自己的身世之感有关。《史记·屈原贾生 列传》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 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楚王的不信任和佞臣的离间,导致君臣乘违,事功 不成,这是屈原悲惨人生的症结所在。所以,他在诗中反复地咏叹明君贤臣,实 际上也是对楚国现实政治的尖锐批判,更是对自己不幸身世的深切哀叹,其中饱 含着悲愤之情。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的光辉形象: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 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 唯昭质其犹未亏。……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 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从这些香草和装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奋发自励、苏世独立的人格。“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则是其人格的外在显现。 探求的热情和功业未就的焦虑,发而为对有限时间的珍视,“汩余若将不及兮, 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恶劣的政治环境, 使屈原陷入极端艰难的处境之中,但他却以生命的挚诚来捍卫自己的理想:“余 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正是在这强烈自信和无所畏惧的精神的鼓舞下,屈原才能对楚王及腐败的佞臣集 团展开尖锐的批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唯党人之偷乐兮, 路幽昧以险隘。”屈原的形象在《离骚》中十分突出,他那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 斗争精神,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并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

    《离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 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可以说,屈原在很大程度上, 是通过自拟弃妇而抒情的,所以全诗在情感上哀婉缠绵,如泣如诉。以夫妇喻君 臣不仅形象生动,深契当时的情境,而且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早在西周 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观念里,就把君和夫、臣和妇放在同样的位置,这 一观念可能影响了屈原的创作。《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 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 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 《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 藉而且生动。

    《离骚》对自己的上下求索有出色的描写。第一次远逝历经多处神界,最后 受阻于帝阍。第二次远逝,由于目睹故国而不忍离去。对这两个情节的理解,一 般根据“灵氛”所言“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认为象征屈原试图离 开楚国另寻可以实现自己理想之处,但由于对宗国的留恋而终于不能成行。这两 次远逝中都有十分壮丽的场景,试看这一段的描写: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 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 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 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 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 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 妒。

    望舒先驱,飞廉奔属、凤凰承旂、蛟龙为梁,在这些神圣形象的支持下,屈 原显得如此从容、自由,他伟岸的人格也更加光辉灿烂。这里显出了对自己信念 的执著,表现了对世俗的蔑视。因此,这两次远逝,既是一种象征,又是屈原形 象的一种折射。周流求女一节,历来诠释最多。从《离骚》的全诗来看,屈原所 痛感的,一是君王昏庸,一是佞臣当政,屈原在现实中同时遭到昏君佞臣两者的 排斥。也正是在这种绝境之中,屈原才开始“上下求索”的历程。求女失败之后, 灵氛用“两美必合”鼓励他往别处寻觅。一次次求女不遂,是屈原的现实遭遇在 诗中的投影。所以,求女在诗中应该象征着对明君贤 臣的向往,也表现了屈原 虽在绝望之中,仍不放弃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 化紧密相关的。《九歌》是巫术祭歌,是楚地“信巫术,重淫祀”(《汉书·地 理志》)的文化习俗的反映。《九歌》的基本情节是“人神恋爱”,往往以人神 恋爱的成功来象征祭祀的成功,而人神交接的艰难,又使《九歌》充满了悲剧色 彩;香草作为献祭或巫神取悦对方的饰物,在表层意义上是一种追求爱情的象征, 而它的内核又暗示着宗教的诸种情境;《九歌》既然描述的是人神之间的事,其 中自然就假想了许多驾龙骖螭的飞升情节。屈原显然是熟悉楚地民间祭祀文化的, 民间文化中这些成熟的文学意象,必然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离骚》中最耐 人寻味的“求女”,与《九歌》中人神恋爱的情节颇有类似之处。至于香草和飞 升的细节,与《九歌》也很相似。这些较为原始的楚地民间文化中的文学意象不 但被屈原借以描述现实,同时也帮助屈原进入古代神话或原始宗教的情境之中, 通过对来自历史和人类心灵深处的自由和激情的体验,达到对现实的超越。

    相对于《诗经》,屈原的作品在形式上也有新的特点。《诗经》的形式是整 齐、划一而典重的,而屈原的作品则是一种新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骚 体”。这种形式是建立在对民间文学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屈原以前,楚地流行的 民歌句式参差不齐,并且采用“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如《越人歌》(《说苑 ·善说》)。而与《离骚》有直接关系的则有《九歌》。显然,《离骚》学习借 鉴了楚歌的形式特点。不仅如此,《离骚》还吸收了大量的楚地方言。黄伯思 《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并且还举“些、只、羌 、谇、 謇、纷、侘、傺”作楚语的例子,举“顿挫悲壮,或韵或否”作楚声的例子。 《离骚》中的楚地方言还有很多,屈原采用这些楚地方言,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 和生动性,同时,对“兮”等语助词的多种方式的使用,促成了句式的变化,这 些句式和委婉轻灵的楚声相结合,很适合于各种不同情绪和语气的表达。楚语还 使《离骚》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增加了生活气息。

第四节 屈原的其他作品

    《九歌》:巫祭文化缠绵哀婉的风格 对唱的形式与戏曲的因素 《九章》:记事、抒情与写景 《天问》和《招魂》

    《九歌》也是楚辞中重要的作品,其幽微绵缈的情致和优美的诗歌形式深受 后人的喜爱。关于《九歌》和屈原的关系,王逸《楚辞章句·九歌》曰: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 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 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 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

    如果不考虑王逸的断语,这一段话大体说明,《九歌》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 的民间祭歌,屈原加以改定而保留下来。从现存的《九歌》看来,它的民间文化 色彩十分浓郁,而屈原的个人身世、思想痕迹倒并不重,《九歌》主要是南方巫 祭文化的产物。

    《九歌》共11篇,与题目所示“九”不同,历代学者对此有多种解释。根 据闻一多的观点,《九歌》首尾两章(即《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 送神曲。中间的九章为娱神曲,《九歌》因中间九章而得名。他又认为《九歌》 所祭的神只有东皇太一,中间九章所写的诸神、鬼皆是陪衬,是“按照各自的身 分,分班表演着程度不同的哀艳的,或悲壮的小故事”,以取悦东皇太一。现在 看来,《礼魂》为送神曲可确定无疑,古今学者多有阐述。《东皇太一》从其神 名可知其地位尊于他神,且描述也庄重,当是《九歌》主祭之神,其他为陪祭。 这九篇在形式上不同于《东皇太一》,更少拘束,它符合上古“索祭”之礼。然 而,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九歌》的精华却在于中间九篇。关于这九篇的具体祭 法或情节,硃熹《楚辞辩证》说: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以阳主接阴 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

    这就是说,如果是女神,则以男巫招之;如果是男神,则以女巫招之。主要 是借男女恋情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这样,才有这一首首情致摇曳的 歌辞。

    《九歌》中,《东皇太一》为至尊之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又名屏 翳),《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楚地以舜妃娥皇、女英附丽在她们 身上),《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 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属于人鬼。 从内容上说,《九歌》以描写爱情为主,但也表达了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 之情,还描述了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如《东皇太一》就完全是一首颂赞之辞, 写得庄严富丽,与爱情无涉,显示了主神和陪祭诸神的区别。《云中君》、《东 君》等,虽也有流连哀婉之辞,但较多的是对神迹的颂扬,如“暾将出兮东方, 照吾槛兮扶桑”,“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东君》)等,诗中 以无限敬仰之情描述了日神普照世界的壮丽气势,还写了它为人类祛除灾难的勇 力,表达了祭者的美好愿望。《国殇》以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过程,描述了将士 们奋勇杀敌,以及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凛然气概。全诗节奏紧张,气氛浓烈,化 凄凉为悲壮激越。诗云:“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这些诗句不仅是对死者 的颂扬,同时也是对生者的激励,尤其是在楚国不断兵败地削的情形下,对这种 献身精神的歌颂实际是深沉的爱国情绪的自然流露。

    《九歌》中最多最动人的还是对人神情感的摹写,除《东皇太一》、《国殇》、 《礼魂》外,其他各篇皆有这一内容。如《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 兮新相知”,被王世贞推许为“千古情语之祖”(《艺苑卮言》卷二)。《湘君》 和《湘夫人》描写的都是迎接湘水神的降临,以及巫与神双方复杂的情感状态。 “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湘君》),“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 兮未敢言”(《湘夫人》),无论是巫还是神,他们都怀有十分真挚的爱情,但 是别多聚少的经历又使他们变得很脆弱,所以,在希望和绝望的交织中,爱情表 现得如此缠绵哀婉。从那些哀怨而又执著的倾诉之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人间爱 情的种种哀愁和悲伤。《山鬼》所描述的则正是爱情的绝唱:

    若人有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 赤豹兮从文貍,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 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 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美丽的山鬼披荔带萝,含睇宜笑,只能与赤豹文狸相伴,强烈的孤独感使她 的爱情变得妆艳迷离,希望渺茫;“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描写 一种角不开的愁结,使人寄予深切的同情。《九歌》中所流露出的这种不可抑制 的忧愁幽思,显然契合了屈原的心态,所以不妨把《九歌》中所抒发的贞洁自好、 哀怨伤感之情绪,看做是屈原长期放逐生活之心情的自然流露。

    《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首先它是歌、乐、舞三者合一的,从《九歌》 中我们能看到不少对舞乐的描述,如《东皇太一》云:“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 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即是对当时歌、乐、舞 同时表演的记录。其次,《九歌》中既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和合如《湘君》、 《湘夫人》,男女双方互表心迹,对唱的痕迹十分明显。无论是歌、乐、舞三者 一体,还是巫与神分角色演唱,都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世戏曲艺术的萌芽。 《九歌》在描写人物心理方面十分细腻深入,除了那些一往情深的颂诉外,还叙 写了一些细节,如《湘君》言:“君不行兮夷犹,蹇论证留兮中洲?”由爱之深, 思之切,而生焦虑疑惑之心,对痴情心态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此外,诗人善于 用景物来衬托人物的心理状态。《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凄清杳茫的秋景,构成了一个优美而惆怅 的意境,成功地点染了抒情主人公的心境,被后人称为“千古言秋之祖”(明胡 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山鬼》中众多的景物描写:林深杳冥,白日昏暗, 淫雨连绵,猿啾狖鸣,风木悲号,那种压抑低沉的气氛,真切地表现了山鬼的孤 兒和绝望之情。《九歌》的语言自然清丽,优美而富有韵味,节奏舒缓深沉,不 论是写情还是摹景,都能曲尽其态,有极强的表现力。在传达悲剧性的意境中, 尤能低徊婉转,韵致悠长。后人赞之曰:“激楚扬阿,声音凄楚,所以能动人而 感神也。”(清陈本礼《屈辞精义·九歌》)

    《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 《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 风》等9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 《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写作年代如硃熹 所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 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卷四)其中《橘颂》当是屈原 早期的作品,借咏物以述志,以橘之“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 的精神,砥励自己的品质和情操。全篇比兴,四言体,显然是受《诗经》艺术手 法的影响。《抽思》是屈原在汉北所作,故诗中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之 句。其余各篇皆是流放江南时所作,抒写自己忧国伤时的情怀。《哀郢》中记述 了流亡江南的路线,亦情亦景,忧思绵绵,其中多有身世之感。后半段情绪转为 激烈,声调慷慨,尽情地倾诉了自己的悲愤: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 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忽若不信兮, 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乱辞曰:“曼余目以流观 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 忘之!

    其时秦已破郢,楚国处在危急之中,而屈原尚念念不忘故都,情感沉郁愤慨, 实是对楚国即将覆亡的哀叹。这种情绪几乎贯穿于《九章》各篇。《涉江》则突 出抒写了自己义行高洁,而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悲哀,并表达了终不变心从俗的决 心。诗中说道:”余自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 之崔嵬。被明月兮珮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者虬兮骖白螭,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仓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汪瑗 《楚辞集解》将其与《惜诵》相比曰:“前篇其志悲,此篇其志肆。”《涉江》 表述自己的志向。诗中以的奇异的服饰象征品格的清高脱俗,文气从容冲雅,舒 暢跌宕。此外,《怀沙》、《惜往日》流露死志,大约作于赴渊前不久,也很感 人。总之,《九章》较之《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为我们研究屈原生平思想 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情感 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 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诗中 一共提出了172个问题,大致次序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 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线索基本清楚。《天问》虽然叙事庞杂,而思想倾向却 很明显,尤其是在涉及天命和历史盛衰时,很能显示屈原的现实政治态度。如蒋 骥所说:“其意念所结,每于国运兴废、贤才去留、谗臣女戎之构祸,感激徘徊, 太息而不能自己。”(《山带阁注楚辞·馀论》卷上)王夫之认为《天问》“言 虽旁薄,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楚辞通释·天问》)。如 《天问》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 使至代之。”对殷朝的兴亡史发出了自己的感慨,认为天命反覆无常,朝代的兴 亡不在天命而在人事。《天问》还流露出鲜明的情感色彩,如诗末数句道:“伏 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司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 胜。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 意谓遭到放逐在山洞里隐藏,对国事还有什么话好讲!楚王追求功绩兴师动众, 国家命运如何能够长久?楚王如能觉悟改正过错,我对此又何必多说!吴王阖庐 与楚长期争战,为何吴国能经常获胜?为什么在村头丘陵幽会,淫乱私通生出子 之?我说堵敖在位不会长久,为何成王杀了国君自立,忠名更加显著?一腔怨愤, 发泄无余。在一连串的问号后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屈原那焦虑而急切的情感状态, 感受到他的失望和愤懑,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

    《天问》以一个“曰”字领起,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这在中国文学史上 是罕见的。简短而一问到底的句式,节奏明快而强烈,能有效地宣泄积蓄已久的 激情,这是《天问》的特点。全诗基本上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 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极少数两名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 参差错落,奇崛生动。

    《招魂》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 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华的服饰、艳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 以及繁盛的舞乐,以招徠楚怀王的亡魂。《招魂》可能是在招魂仪式中演唱的, 但从那“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呼唤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屈原对楚王之死的 哀悼惋惜之情,而诗中“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 的描述,似乎也与屈原的宗国情绪相一致。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了铺 陈的手法,根据其地域方位特点,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意境,形成鲜 明的对比,再加之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除此而外,诗中亦有优 美抒情的描述,如乱辞中所咏:“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 归来哀江南!”

第五节 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

    宋玉等楚辞作家 屈原人格力量的垂范 楚辞艺术形式的影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显然,在屈原 之后,还出现了一些深受屈原影响的楚辞作家。唐勒、景差无作品流传下来,只 有宋玉有作品传世。宋玉的生平与屈原有相似之处,据《汉书·艺文志》载有辞 赋16篇。现在可以基本认定为宋玉所作的,有收入《楚辞》中的《九辩》收入 《昭明文选》中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 对楚王问》等。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 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 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其中最动人的是对秋景的描写: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忄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 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宋{山廖}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怆怳懭悢兮去帮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 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宗寞而无声。雁廱々而南游兮,鹍鸡 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诗中刻画了秋景的种种凄凉寂寞,并将其和自身的惆怅失意、冷落孤独之情 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感人至深。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 发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谓:“《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 凄怨之情实为独绝。”《九辩》显然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把个人的身世 之悲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联系在一起,形成悲愤深沉之风格特征。

    《高唐赋》、《神女赋》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它们分别写楚怀王和楚襄 王梦遇巫山高唐神女之事,内容相似。而前者以铺陈高唐的景物风光为主,后者 以描摹神女之美为主,都写得情致飘渺,极富韵味。如写高唐雨后之景,渲染其 百川汇集,水石相激,声振天际,猛兽因而奔逃,虎豹因而失气,鸷鸟因而窜伏, 鱼鳖因而惊恐,把高唐险要、磅礴的气势,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之后,又摹写 万木繁茂,芳草丛生,风声悠扬,众鸟和鸣。张弛之间,跌宕生姿。又如《神女 赋》对神女美貌、神态的描写:

    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多美而可观;眉联 娟以蛾扬兮,硃脣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 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宜高殿以广意兮,翼放纵而绰宽。动雾縠以徐步兮,拂丹 墀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衤任兮,立踯躅而不安。 澹清静其愔[A148]兮,性沉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 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

    此篇不但写神女容光焕发,体态闲雅,含情脉脉,来去恍惚,也写她洁身自 持,可慕而不可狎。文笔委婉曲折,状貌传神,肆意铺陈,而且曲终奏雅,略陈 讽谏之旨,已开汉大赋之先河。

    此外,《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作, 无不体物细致,构思巧妙,极尽铺陈之能事。宋玉的辞赋是在屈原的直接影响下 创作而成的,并在文辞等形式方面有所发展。它们是由楚辞而至汉大赋的一个过 渡阶段。

    屈原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 的人品、辞赋作了崇高的评价: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法,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 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 光可也。

    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正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文心雕龙·辨骚》)。李白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江上吟》),杜甫诗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 之五),皆表达了对屈原的敬仰之情。

    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他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 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 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如西汉贾 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司马迁向以“立德、 立功、立言”自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却惨遭 宫刑,司马迁从“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事迹 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了《史记》的撰述。可以说,哪里有士子之不遇, 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屈原精神成了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的痛苦心灵的家园。陆游 报国无门,身老家中,慨然叹曰:“《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 (《哀郢二首》)“听兒诵《离骚》,可以散我愁。”(《沙市阻风》)此外, 如清人屈大均诗云:“一叶《离骚》酒一杯,滩声空助故城哀。”(《吊雪庵和 尚》)黄任诗云:“无端哀怨入秋多,读罢《离骚》唤奈何。……千古灵均有高 弟,江潭能唱《大招》歌。”(《读(楚辞)作》)由此可见,屈原以其卓越的 人格力量和深沉悲壮的情怀,鼓舞并感召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屈原由于其忧 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 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 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这是屈原及其辞赋对民族精 神的重大贡献。

    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屈原的 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 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 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 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 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 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 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离骚》 中那一次次壮观的天界之游,望舒先驱,飞廉奔属,想象极为大胆奇特,使得屈 原的自我形象显得高大明洁,激动人心。中国古代神话由于种种原因,传世较少, 而《楚辞》,尤其是《天问》是我国神话材料保存得较为集中的。《离骚》、 《九歌》、《招魂》中都有不少神话或神话形象,使得诗歌显出飘渺迷离、谲怪 神奇的美学特征,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有巨大的影响。

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 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 富,也更有艺术魅力。如王逸所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 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 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 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但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又与一个浑厚的巫祭传统有 关,它包含了一些原始宗教的情感体验,如《九歌》中所体现的人神交接的艰难, 以及苦苦追求的悲剧精神。由于屈原卓越的创造能力,使香草美人意象结合着屈 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从而更富有现实感,也更加充实,赢得了 后世文人的认同,并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如张衡《四愁 诗》效屈原以美人喻君子,曹植《洛神赋》“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李贺诗多寄情于香草美人,如凄婉哀绝的《苏小小墓》等。而蒲松龄一生不遇, 作《聊斋志异》渲染花妖,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聊斋志 异·自序》)显然也是受到了楚辞香草美人传统的影响。

 

 

第二编 秦汉文学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国文学史上,秦汉文学是上古期的第二段。

    然而,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生机,相反, 由于秦王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文学创作空前冷落。再加上秦朝时间短暂, 所以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由吕不韦门客集体撰写的《吕氏春秋》成书 于秦王政八年(前239),这部著作体系完整,广泛吸收诸子百家的观点,客 观上反映了战国末年即将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

    秦代唯一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是李斯,他的《谏逐客书》铺陈排比,纵横 议论,逻辑性强,富有文采。记载秦始皇巡游封禅的刻石铭文也多出自李斯之手, 除《琅邪台》铭文外,都是三句一韵的特殊诗体,质实雄壮,对后世碑铭文有影 响。

    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秦 朝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 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代文学 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 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 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第一节 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

    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 献纳辞赋的风气 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的设立游学 游宦的兴盛

    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作家的出现,产生了一批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命 寄托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文人。文坛在经历了秦代和汉初的沉寂之后,到西汉文帝 和景帝时期作家群体再度生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生不已,人才辈出。

    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汉代社会为作家群 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 文学作品。因此,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 身的文学素养。事实上,汉代士人的阅读范围并不限于五经,而是广泛得多,尤 其是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西汉时期,解 读楚辞是一种专门学问。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硃买臣,“召见,说《春秋》, 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书·硃买臣传》) 硃买臣同时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因此得到提拔。武帝还令淮南王刘安 为《离骚》作注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 离骚》传。”(《汉书·淮南王传》)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 召见诵读。”汉赋和楚辞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种新文体确立之后,也和楚辞一 样成为士人贵族的诵读物,汉宣帝时还有过这样的事情:王褒等人用诵读奇文及 自己作品的方法为宣帝的太子、亦即后来的元帝治病解闷,其中的奇文当有楚辞 类作品。这种精神疗法效果明显,不但太子得以康复,而且经他倡导在后宫形成 了诵读王褒赋的风气。(事见《汉书·王褒传》)到了东汉时期,人们诵读辞赋 的兴趣依然很浓,就连贵族妇女也主动参与,出现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的 专门著作。诵读辞赋在汉代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是士人文化素养的标志。虽然诵 读辞赋者并未都成为辞赋作家,但汉代许多人确实是从诵读辞赋开始而顺理成章 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扬雄少而好学,“顾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 他诵读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赋,并且加以摹拟,他本人也成了汉代重要 的作家。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他还创作诗赋等作品多篇。汉代解读辞赋 的社会风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汉代的文人也以辞赋家居多。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 机遇。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 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两汉选拔人才注重 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 主要并不是他们经通行修,而是在于他们的文才。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制 度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却起 到了推动作用。汉代不仅中央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 取士。

    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汉 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如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 景之际。”(《汉书·地理志》)投奔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枚乘、邹阳、严忌, 他们都擅长辞赋。后来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见刘濞不听劝谏,一意孤行, 就离开吴地而投奔梁孝王。梁孝王待他们为上宾,司马相如也弃官前往梁国,宾 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参加梁园唱和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 韩安国等。“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汉书·地理志》)流传 下来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刘安的宾客之手。《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8 2篇,淮南王群臣赋44篇。显然,淮南王群臣不但著书立说,而且还是一个从 事辞赋创作的群体。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 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

    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同声相 应,同气相求,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 得以在朝廷任职。因擅长文章辞赋而被录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马相如、东 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扬雄等。有些人虽然不是靠文学创作才能 而进入仕途,但是,他们成为朝廷命官之后,在天子的倡导下也加入了辞赋创作 的行列。自武帝起,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 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东汉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辞赋,但是,兴起 于西汉的进献辞赋之风依然在东汉延续,基本上保持了它的连贯性,许多文人就 是因文才出众而倍受青睐。

    东汉政权长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东汉许多著 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杜笃曾任车骑将军马防的从事中郎,战殁于射姑山; 傅毅任军司马,马防以师友之礼待之。(《后汉书·文苑列传》)马融先后依附 大将军邓骘、梁冀。(《后汉书·马融列传》)在那些显赫的外戚中,窦宪网罗 的文人最多,“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 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后汉 书·文苑列传》)当时几位著名作家都在窦宪府供职,成为历史上一件盛事。

    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 汉代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乐 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 作诗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 荟萃之处,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东观是文人向往的地方,“是时学者称 东观以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后汉书·窦融列传》)东观任职人员的 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不过,既然众多作家汇集在一起,当然少不了诗文唱和之 类的活动。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 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选送,一度多达千人。灵帝下诏,为在鸿都门就学的乐 松、江览等32人图像立赞,用以激励学者。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 校,在历史上是首创,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

    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西汉早期,文 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武帝朝至东汉初期,游宦之风稍衰。 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 荐引。”(《后汉书·王符列传》)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成 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 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 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

第二节 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 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和圣主贤 臣理想 对机遇和命运的感慨 批判与赞颂的更迭 文人的独立和依附从浪漫到 现实 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

    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 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 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 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 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 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 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 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在史传文学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经济文化等面 面俱到,远至黄帝,近至当世,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三教九流、诸子百家, 各类人物纷至沓来。就是篇幅有限的郊祀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汉代文学 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 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汉代文人生 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 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 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 扬高昂的格调。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 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谨于去就的思潮 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 是主要潮流。“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 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 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精神,好高尚 义、轻死重气的品格,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并产生了许多愤世嫉俗、锋芒毕 露的作品。

    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汉代文学在表现士人的进取 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是这方面 的代表作。士人的命运还和所处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 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 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对于古代士人来 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 魄的感慨。在抒发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时,汉代文学也显示出历史上升期的特 点。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幽怨和不满,但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文人所感慨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西汉昌盛时 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 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而从西汉后期开始,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 命运方面,正如扬雄所说“遇不遇命也”(《汉书·扬雄传》),由西汉昌盛期 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到了东汉的衰落期,文人们则 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

    西汉朝廷是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短暂的楚汉相争而建立起来的。批判秦朝 的暴政,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汉初文学的 重要内容。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到司马迁的《史记》,都 贯穿着对历史的批判精神。从武帝开始,思想界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 系的构筑,与此相应,文学也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 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从东汉开 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从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到郦炎、赵壹、蔡 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精神日益强烈。批判的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讠韱讳 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汉代文学以 历史的批判发轫,经由昌盛期的歌功颂德,最后又以现实的批判而告终,完成了 一次循环。不过,和前期的历史批判相比,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 和力度。

    和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 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汉初的枚乘、庄忌、邹 阳等人游食诸侯间,为大国上宾,他们来去自由,具有独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 纵横家的品性。从武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迎合 天子的口味而创作。东汉时期被外戚招纳的幕僚文人,有时也要牺牲自己的人格 为主人唱赞歌,他们和宫廷侍从文人一样,都是不自由的。这些依附于天子、外 戚的作家,多数是文人兼学者的类型,王褒、扬雄、刘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 此。从西汉末年起,向慕人格独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队伍中萌生,扬雄、班固、张 衡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摆脱侍从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 照自己的理想从事创作。东汉后期的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从 他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人的影子。从汉初出处从容、高视阔步于诸侯王之间 的枚乘、邹阳等人,到汉末赵壹、祢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汉代文人在经历了一 段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且达到更高的层次。

    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 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 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人神同 游、人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进入东汉以 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把司马相如、扬雄的 辞赋和班固、张衡的同类作品相比,把《史记》和《汉书》相比,都可以看到浪 漫和现实的差异。当然,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 传入,并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 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 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文 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至 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政论,在东汉也问世了。

    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 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 尤为明显。两汉时期存在采诗制度,通过采集民间歌谣用以充实乐府的乐章,有 时也用来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风民俗。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 这种新的诗歌样式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的加以模仿, 于是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乐府诗中也有文人的作品。民间五言诗在 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又日益走向成熟。除诗歌外,汉代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 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史记》、《吴越春秋》都把许多民间传说写入 书中,增加了这两部作品的传奇色彩。

第三节 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作家群体中的经师儒士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习气 文学的重摹拟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 文学和经学的从繁到简 经学与汉代文学思潮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相继 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汉代文学和经学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交流是相互的,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二 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

    西汉的学校教育是在武帝时期经公孙弘倡导蓬勃发展起来的,朝廷置博士官, 立太学,郡国置五经率史。成帝时太学弟子3000人,东汉后期太学生多达3 0000人。除官办学校外,遍布于各地的私学也大量招收生员。汉代经学教育 为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并不期待就学人员成为作家,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 却具备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自公孙弘倡导经学教育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 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 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主要是通过他们 得以实现的。

    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无论是辞赋、诗歌还是散文,也不管是出自文人 之手还是乐府民歌,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从而形成汉代文学的唯美之潮。汉代 文学对现实的一切都怀着极大兴趣去描绘、去表现,而且漫无节制地铺陈扩展。 进行罗列时不忌堆砌,不避重复,描写叙述过程中靡丽夸饰、多闳衍之辞,许多 作品因此显得笨拙、呆板。和汉代文学铺张扬厉风气相映成趣的是汉代经学的繁 琐解读习尚,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二三万字。更有甚者, 秦近君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之义,竟至十万言。汉代文学和经学在语言 文字的运用上都是不厌其繁,多多益善,铺天盖地而来。这使得某些文学作品篇 幅过长,如同辞典字书,令人不能卒读;经学也因其过于细碎繁琐、牵强附会而 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汉代文学作品经常出现神仙世界的画面,人和神灵可以自由往来,许多作品 都流露出长生不死的幻想。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 汉代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后来又一度兴起讠韱纬之学,“于是五经为 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五经之义皆以讠韱决,用图讠韱来附会人 事。汉代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神化,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虚妄之学。汉 代经学和经学思维机制有相通之处,都以想象沟通天和人,架起现实生活和彼岸 神灵世界的桥梁。刘勰称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文心雕龙·正纬》), 这话有一定道理。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 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

    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许多文人不但摹拟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时代 的文人也相互模仿。这种摹拟有题材方面的,也有文体方面的,甚至具体的谋篇 布局也多有雷同之处。流行于汉代的大赋、骚体赋、七体、九体、设辞等,都留 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汉代文人在摹拟他人作品过程中也有创新,但在整体格局 上的因循守旧是显而易见的。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 强调传授先师之言。不依先师之言而断以己意,就会被视为轻侮道术,受到学界 的谴责。汉代经学的传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惰性,使人受到很大束 缚。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本质是相同的。 只有那些在经学上不守章句、不拘师法家法的博通之士,在文学创作上才真正有 所建树;汉代有创造力的文人,确实也都突破了经学传授上陈陈相因的传统。

    从总体上看,汉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作为大汉天声的辞 赋,从东汉中期起,大赋呈现衰微趋势,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正统的史传文 学作品也出现由繁到简的趋势。把《汉书》和《史记》相比,班固删去了司马迁 许多精彩细致的叙述和描写,篇幅大为减少。从文学样式上看,短小精练的五言 诗从附庸变为大国,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霸主地位。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 似,从东汉初期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为的是便于传授。有的是一 删再删,解经文字大幅度精减,是对以往烦琐之风的有力矫正。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思潮也有很深的影响,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的籓 篱,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许多作家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 重身份。《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毛诗 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 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 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色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 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对汉 赋的评价,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各家的褒贬毁誉不同,但都是从经学的基点上 立论,以经论屈骚,以经论汉赋,在这点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即使像王充那样富 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评论各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也经常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汉 代文学思潮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这就是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 而提出的“发愤著书”说,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 压抑以后的情怀爆发。但是,在经学风气弥漫的汉代,司马迁的这种文学理论难 以得到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击。

第四节 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赋的多源性 辞赋的分工与合流 从《史记》到《吴越春秋》 五、七言诗 的孕育 汉代文学的分期

    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 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 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它 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 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 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 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枚乘的《 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西汉 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 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 先河。

    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拟 屈原的《离骚》、《九章》,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西汉刘向曾编集屈 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人摹拟之作,署名《楚辞》。其中被收录作品的汉代作家有 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又附 加了自己的《九思》。除此之外,扬雄、冯衍、蔡邕、赵壹等人也有楚辞体作品 传世。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许多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因此,许多楚辞类 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 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 相近。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 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其例。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 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汉书》继承 《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则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 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 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至于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 的游记。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以主客问 答形式构制的设辞类作品,在风格上和赋相近,后人往往把它归入赋类。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 地位。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 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 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都有这类作品流传下来。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 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钜制,《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 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西汉时期,七言句子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 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汉代辞赋中往往参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落, 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 早期七言诗的特点,后来曹丕的《燕歌行》采用的就是这种诗体。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 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七发》那样为汉赋体制奠定基础的作品。汉 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歌广为传播, 并且用于宫廷祭祀,成为庙堂之曲。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 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 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史传文学也发展到 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思想逐渐定于一尊。因此,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 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 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

    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 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 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坛的模拟 风气日趋严重。王充的《论衡》却以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 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 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 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 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 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 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第一章 秦及西汉散文

    从秦到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秦代由于时间短暂,在文 学上的建树很少,可以称述者,只有在统一六国之前由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编成 的《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前者文风暢达,后者辞采华美。秦统一 后出自李斯之手的秦山等地刻石为我国最早的碑文体。汉兴以后,陆贾、贾谊、 刘安诸人总结前代历史教训和诸子百家之说,其文铺张扬厉,纵横捭阖,犹有战 国遗风。董仲舒的策对和刘向的奏议叙录以如何巩固中央集权制为讨论重点,雍 容典重,宏博深奥,形成汉代议论文风格。

 第一节 《吕氏春秋》

    成书过程及体例 平实暢达的文风 丰富多彩的寓言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前235)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 写而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当战国之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 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喜养宾客名闻天下。吕不韦时为秦相,觉得以秦国之强 而自己不如四公子是一种羞耻,就大招门客厚待之,养士至三千人。当时诸侯多 辩士,如荀卿等人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也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 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 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并把它公布于咸阳市门,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 损一字者即赏给千金。吕不韦在此书《序意》中也颇有信心地宣称:“凡十二纪 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 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由此看来,《吕氏春秋》的写作,乃是吕不韦 依托秦国之势从文化思想上来和诸侯争强的产物,其中也许还有吕不韦为秦的统 一天下而进行理论而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吕氏春秋》既为吕不韦众门客集体编成,内容自然不免驳杂,所以《汉书 ·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但“杂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理论侧重,相比较 而言,在该书所取的各家学说中,道家、儒家、阴阳家思想更多些,因而有的人 说它是新道家,有的人说它是新儒家,还有的人说它的指导思想是阴阳家。但是 它与纯粹的儒道阴阳各家学说都有不同,在杂取各家为己所用的过程中,也对各 家学说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从而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正是《吕氏春秋》一书 的重要创造;同时也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也逐 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吕氏春秋》有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 六论,每论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书条分理顺, 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 这自然也就把各家不同学说巧妙地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编者在兼收并蓄 中颇具匠心,其中所表现的文章学观念已超出了先秦诸子。

    《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 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暢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 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 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 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 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 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 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暢,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 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 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 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 位。

    《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 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 “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 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 主张,后面也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兒投江”三个寓言。如 《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 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 亦惑乎?”该书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

第二节 李斯的散文

    辞采繁富的《谏逐客书》 体制独特的刻石文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赫赫武功很难有几个封建帝王可以 与之相比。可是,这位在政治上具有雄图大略的一代开国君主,在文学上却没有 做出成绩。相反,他推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彻底毁灭了这个时代 的文学激情,抹掉了这个时代的诗性光采。流传下来的长城歌谣悲伤凄婉,为后 世创作孟姜女哭长城这样批判秦始皇暴政的故事提供了最好的历史素材。

    秦代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物是李斯(?-前208),他的主要作品是作 于秦始皇十年(前237)的《谏逐客书》。他是战国末楚国上蔡人,游说秦国 献统一之计,拜为客卿。适值韩国苦于秦国征伐,乃使水工郑国说服秦国开凿水 渠,企图耗费秦国人力而不能攻韩。事被发觉,秦国的宗室大臣认为,那些外来 人大抵都是各诸侯国派来游说和离间秦国的,建议秦王把一切来自外国的客人都 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因此他写了这封信上书秦王。文章先叙述秦自穆 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若无客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 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 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 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 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 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 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暢,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 具汉代辞赋之丽。末尾作结,指出秦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的危害, 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谏逐客书》最精彩的是中间一段,语辞泛 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李斯虽为羁旅之臣,然其 抗言陈词,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气势,成为后世奏疏的楷模。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现存刻石共有7篇,这 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其中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 韵外,其余峄山刻石等6篇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 学的独创。如《峄山刻石》: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 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溥 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 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 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 石,以著经纪。

    此为东巡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 颂他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出群臣在抚今追昔中对他产生的敬仰。从总体上看, 秦刻石文都写得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然而,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 《泰山刻石》其词庄严,其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 刻石》或颖锐,或收敛,变化多端,而且都写得短小精悍。《琅邪台刻石》则铺 张扬厉,囊括并吞之气,震荡于文字中间。《会稽刻石》亦篇幅较长,其中考验 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全文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刻石文的体制上承 西周《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李斯在很 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以法家辞气。秦刻石文堪 称碑铭之祖,汉魏碑铭,莫不被其遗则。

第三节 贾谊的政论文

    从陆贾到贾谊 《过秦论》的战国策士遗风 从贾谊到晁错

    秦王朝虽然在文学上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政治上的失败却给西汉初年的思想 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课题,也使那些才华横溢的汉初文人有了发挥其聪明 才智的广阔天地。先是陆贾,早在刘邦称帝之初就在其面前时时称说诗书,并著 文12篇纵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号为《 新语》。接着是年轻的思想家贾谊(前200-前168),把汉代政论体散文 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 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 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 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 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行 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 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接着笔锋陡 转,运用对比的方法,写秦始皇自以为这个有“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可为子 孙“万世之业”的帝国,竟然会在转眼之间,被陈涉这个“甕牖绳枢之子”,“ 材能不及中人”者,以摧枯拉朽之势轻而易举地灭亡,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从而总结出秦亡的教训:此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中篇重点分析秦 在统一中国之后政策上的失误: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向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 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抚百姓守威定功,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横征暴敛、严 刑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接着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可 为精辟之见。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 子婴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秦王的暴政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使子婴处 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境地,只有束手就擒。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 外力,而在于自身,“本末并失,故不能长”。三篇文章,就这样环环相扣地把 秦朝亡国的原因层层剖析下去,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不凡。文章取名“过 秦”,实则是借此来警告汉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辙,故全文取一句野谚结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由此,我们不但能见到作为汉初思想家贾谊关注国 家政治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还能见出他的才思、智慧和人格风彩。此文虽为说 理,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但是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词 语讲究,多用修饰,感情充沛,行文流暢,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贾谊另一类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牍文,其中的代表作是《论积贮疏》和《陈政 事疏》。《论积贮疏》的主旨是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文章先讲积贮的重要, 接着指出当今天下“背本而趋末”,“公私之积犹可哀痛”的事实,并预言国无 粮食蓄积的可怕后果,最终得出结论,国家应该把“积贮”看作“天下之大命”。 文章层次清晰,语言简洁,论述透辟,态度诚恳朴实而又带有真挚的感情,很有 汉代文章的特色。据说此文奏上之后感动了汉文帝,“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 (见《汉书·食货志》)。《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则是贾谊系统地阐 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 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 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 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 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 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 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 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 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 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晁错(前200-前154)是比贾谊稍后的另一个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 家。他曾在汉文帝举贤良文学的对策中名列第一。匈奴屡次侵边,他于是上书言 兵事,文帝很赏识。他又上书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急务二事,其建议 也被文帝采纳。他的名作《论贵粟疏》上承贾谊《论积贮疏》而发,进一步提出 务农贵粟的主张。文章从古代圣王治国之法、当今农民生活状况、民贫商富的潜 在危害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 但质实恳切,故多被后人所称道。

第四节 《淮南子》及其他散文

    《淮南子》 董仲舒、刘向的策对叙录 西汉散文的演变

    西汉散文丰富多彩,除贾谊、晁错的政论外,还有许多重要作家作品。首先 要提到的是《淮南子》。此书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 2)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 “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 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 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东汉高诱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 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大体不差。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淮南子》的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 思想体系。但它并非一部抽象论道之书,其重点乃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 (《淮南子·要略》),处处紧密关合着现实。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 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如《原道训》开篇即言:“夫道者,覆天载地,廓 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以下就扩展开来, 上天下地,多方形容,极力描述“道”之所以为“道”;其间又广引禹、舜、共 工、越王翳、蘧伯玉等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说明这些人何以失道而亡,得道而 昌。再如《览冥训》一篇,前后共引用了“师旷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 “武王伐纣”、“鲁阳挥戈止日”、“雍门子见孟尝君”、“黄帝治天下”、 “女娲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来说明览观 幽冥变化的道理,文风新异瑰奇。刘熙载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 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 作。”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大量排比式的句子, 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如《要略》一篇,在这方面就极 有特色。

    西汉散文中文学成就比较突出者,还有董仲舒(前179-前104)、刘 向(前79-前8)的策对叙录。董仲舒是西汉大儒,一生著述甚丰。其影响最 大者,则为《汉书》本传中所载《贤良对策》三篇。元光元年(前134)五月, 汉武帝下诏求贤良文学言治国大要,董仲舒连上三篇对策,从政治上提出了革除 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更化”主张,从思想上提出了推尊儒术、抑黜百 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这三篇文章对中国后世的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影响 深远,从文学方面看也是优秀的政论散文。此为应答策对之作,要在有限的篇幅 中回答清楚汉武帝提出的重要政治问题,拿出符合帝王要求的治国方略,绝非易 事。而董仲舒因为有多年治《春秋公羊传》的根基和长期的理论思考,所以能够 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把自己的一系列治国主张用高度精练概括的文字表述出来。 其论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历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晓暢,理致 细密,全无艰涩滞重之笔;其语言素朴无华,其风格则儒雅雍容。这使它成为中 国古代著名的政论文章。但董仲舒的其他文章则缺乏文学性,除散见于《汉书》 中的几篇奏疏外,《春秋繁露》一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比较艰涩枯燥。

    刘向是西汉后期一个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散文家, 一生有著作多种。《说苑》、《新序》等书,杂举前代群书轶闻琐事编录而成, 寓以劝戒说教之意。其中许多篇目富有小说的意味,如《齐桓公出游》(《新序 ·杂事四》)、《楚庄王欲伐陈》(《说苑·权谋篇》)等,篇幅虽小,但叙事 生动,上承《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 类小说之先河。政论散文中,《极谏用外戚封事》历数前代帝王任用外戚之弊, 劝汉成帝不要让王氏擅权,显示出他对刘氏政权旁移的深深关切。《谏营昌陵疏》 以历朝贤君尚俭兴邦、昏君奢侈亡国的生动史事,力劝汉成帝去奢节葬,意蕴深 刻,态度诚恳,说理透辟,是一篇极富教益的好文章。

    刘向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编辑方面曾作出过突出贡献。每校毕一书,他都 编目记录,还为许多书写了书录,这其中有些就是很好的文学散文。如《战国策 书录》,不但详细介绍了该书的编校过程、书名的由来,而且还描述了春秋战国 之际的政治变化,纵横策士游说诸侯局面的形成,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叙 事中杂有议论说理,见解深刻,语言简洁,文笔生动。虽不及贾谊的《过秦论》 雄峻,然从容浑厚,贯以劲气,似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管子书录》重点讲述 了管子的人格志向和事业成就,一个古代优秀政治家的形象呼之欲出。《孙卿书 录》则重点介绍了孙卿游学各地的经过,在高度赞誉其学问成就的同时又慨叹诸 侯不能用其人,人主不能用其说,言词痛切,感情深沉。

    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先秦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除上文所述之外,还有许 多著名的作家作品,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桓宽的 《盐铁论》、扬雄的《解嘲》、《解难》等等。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 六朝文》中,就收有西汉334人的文章,这其中尚不包括那些行世的文集。

西汉散文以政论为主,成就也最高。它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和 历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就 成为先秦诸子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之下, 如何巩固新兴政权和建立新时代的思想形态就成为他们所关心的新问题,这使他 们的文章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却显得严谨质实。再从西汉 社会发展状况看,由于上承短命的秦王朝,再加上统治者崇尚无为之治,所以汉 朝初年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尚有先秦余绪,他们的散文代表了西汉政论散文的最高 成就,在后世也有深远影响。随着帝国政权的稳固和定儒家思想于一尊,武帝以 后的政论散文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而 那些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 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或痛陈事 理,或自抒怨愤,或嬉笑怒骂,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为汉代散文史上一枝 旁逸斜出的奇葩。

 

 

第二章 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汉代立国之后,社会由战乱转为安定,农业获得稳定发展,国力不断增强。 与此相伴随的,是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再度繁荣。

    汉代君臣多为楚地人,他们在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和审美感受付诸文学时, 便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楚辞》所代表的文学样式,从而创造出汉代文坛独具风 貌的赋。中国文学发展中一段辉煌的历史便由此展开了。

 第一节 从贾谊赋到枚乘《七发》

    汉初文坛与贾谊 梁园文学群体 枚乘独步 《七发》的继承与创新

    汉王朝立国之初,天下尚未安定,以刘邦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重要 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刘邦曾明确表示不喜欢《诗》、《书》。陆贾首先指出了文 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出色的政论文启发并引导最高统治者总结前代王朝兴衰成败 的经验教训,同时,陆贾也运用赋抒发情志,为汉代文学创作揭开了序幕。

    汉代初期的作家多具备陆贾那种精神、气质,他们集纵横家、文学家的品格 于一身。他们的修养、素质对汉初文学风貌的形成影响至深。

    同陆贾最为接近的作家当属贾谊,他是促进汉代文学繁荣期早日到来的最重 要的作家。

    贾谊以其雄辩的、气势充溢的政论文卓立天坛,同时也以情理深致的赋作独 步一时。文帝四年(前176),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历屈原放逐 所经之地,对前代这位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遂作《吊 屈原赋》。《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在 这篇作品中,作者表现出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诗人不幸的社会 现实:

    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乎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 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 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 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 此咎兮。

    作者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出对屈原深深的同情。 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作品中写道,“彼寻常之 汙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作者看来,节操高尚,才能超凡,而不为社会 所容,这是造成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在这样强烈的倾诉中,又何尝没有作者的 自我伤悼!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 而远去”。贾谊同情屈原,但他和屈原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

    这篇赋对比鲜明,感情激切,堪称汉初赋的代表之作。

    贾谊的另一篇有影响的作品是《服鸟赋》。作者谪居长沙,有服入其宅。 谊以为不祥,作《服鸟赋》,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德人无累 兮知命不忧”。作品在抒发对人生、社会的感慨时,表现出鲜明的道家倾向。贾 谊赋在体制上对屈原作品多有借鉴。《吊屈原赋》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多用 排比句,后一部分多用反问和感叹,上承《九章》而来。《服鸟赋》主客问答 的形式,在《离骚》中已经采用。

    对汉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推进作用的是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出现。

    汉初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刘氏集团先后消灭了具有实力的异姓诸侯,而 广建同姓诸侯。这些刘氏宗亲不具备秦以前诸侯那样独立王国的地位,却也具有 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经济、文化、 享乐方面发展。此时的诸侯国,还有养士的遗风。大国诸侯多礼贤下士,延揽人 材。当时诸侯国的宾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 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方面。汉初的刘氏宗亲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刘氏子孙以文 学见于历史记载者有多人。

    给予汉初文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刘武。孝王武与景帝同为窦 太后所生,最亲;在反对吴、楚七国之乱中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 于是,孝王广筑苑囿,招延四方豪杰、文士。一时俊逸之士如枚乘(?-前14 0)、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从孝王游于梁园,形成极具影响的文学群体。 梁客皆善于创作辞赋,而枚乘尤为突出。公孙诡多奇邪之计,时号“公孙将军”; 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辩入理;其他诸人也各有所长。梁园的文 化氛围令文学之士感到惬意,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特殊环 境。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其《梁王 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然而以《七发》最为著名。

    《七发》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吴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 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此病虽令 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 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欣赏音乐,便 以特殊的材料制成琴,请最有名的琴师、乐师,唱出“天下至悲”之歌;品尝饮 食,则选最鲜美的肉、菜,令最知味的人作出“天下之至美”的菜肴;驰逐争胜, 则乘坚车、驾良马,使最著名的御手和勇士驾车;游乐遣兴,则登台纵目,置酒 高会,既有博辩之士撰文,又有美女侍御。吴客的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 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的极端化的写照。其与太子耽乐其间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别, 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论吴客如何渲染,还是无法激发太子的兴趣。

    吴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属于“宫居而闺处”的范围。随即,吴客引导太子 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他讲述田猎的盛况:“极 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纵火逐兽,兵车雷运;猎获物的众多,酒宴的丰盛, 均为宫苑所罕见。他讲述曲江观涛的恢宏气象:波涛未起时,可以澡溉胸怀;波 涌涛起的不同阶段,鸟不及飞,鱼不及回,以吞噬一切的气势和力量构成“天下 怪异诡观”。对这两方面生活,太子有兴趣,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但却 为身体所限,不能参与。

    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有资略者”, 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

    作品中前四方面的内容本是作者所否定的,然而却假托吴客之口加以渲染, 表面铺张性的描绘同作者的是非判断构成鲜明的比照。对此,无论读者还是作品 中假设的楚太子,都是清楚的。作者要将其所否定的方面推向极端,以警世人。 同时,与其所讲述的田猎、观涛两方面生活的描写构成跌宕之势,表明吴客所讲 述的内容同太子习以为常的生活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太子的态度、作者所强调的 程度,都有不同。

    《七发》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作淋漓尽 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讽喻的意图在主客 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正如《文选》李善注所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 发太子也。”(《文选》卷三十四)这是劝戒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

    《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

    吴客在陈述贵族子弟腐化享乐生活的害处时,有如下一段精彩的概括:

    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 伐命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

    《吕氏春秋·本生》篇也有极为相似的话语:

    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 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

    把上述两段文字加以比较,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七发》中吴客用以劝谏 楚太子的养生理论,和《吕氏春秋·本生》的论述一脉相承,《七发》借鉴了《 吕氏春秋》。其实,《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论多是养生全性之事,从那里可以 找到《七发》的理论渊源。

    《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 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七发》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和《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 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区别在于,《招魂》和《 大招》的上述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 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 批判。

    《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宋玉《高唐赋》也有对于山洪暴发场 面生动逼真的描写,二者的描写对象相似,而且都铺陈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 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 他从形貌、动态、气势、声威各方面加以比较,多角度展现潮水与军阵之间近乎 神似的相通之处。枚乘对潮水的描写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 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人的生命的光辉,因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 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 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

 第二节 司马相如时代的赋家

    武帝朝文坛盛况 东方朔和枚皋 卓立一世的司马相如

    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代文学由初期进入盛期的转折点。它掀开了 汉代盛世的帷幔,同时,也开始了汉代文坛的新纪元。武帝少时即好文学,即位 之后,对文学之士的亲幸,对文学事业的热心推动,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于是, 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群体。

    这个时期,不仅作家队伍壮大,所作赋的数量也多于其他时代,而且作品题 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特别是出现了一批足以代表这个辉煌时代的作家。武帝 朝的文坛,是汉代盛世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东方朔(前154-?)是武帝周围文学侍从中较突出者。在武帝征天下贤 良文学时,他上书自荐,夸大其词地自我炫耀。武帝甚欣赏,令待诏公车,累迁 至太中大夫。其为人滑稽多智,时时进谏,然多以诙谐话语论事,指意放荡,故 终不见重用。遂作《答客难》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他另有《非有先生论》, 也是发愤述志的作品。

    枚皋(前156-?)是汉代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他是枚乘的庶子,武帝 拜为郎。他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然而才思敏捷,从侍左右, 武帝有所感,辄使赋之。皇子生、从行至甘泉宫、封泰山等大事,以至于猎射、 驭狗马、蹴鞠等,无不入于作品中。皋应诏而赋成,故所作赋数量过于他人,史 称其作品可读者百二十篇,此外尚有数十篇。他的作品不以讽喻谏说为宗旨,表 现出有别于传统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然其作品多匆促而就,缺少锤炼,故后世 罕有流传。在枚皋、东方朔等文学侍从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了汉代文坛上最为辉 煌灿烂的时代。

    梁园文学的准备和哺育,武帝时代各方面条件的沾溉,造就了一代文人,更 造就了一个辉耀当世、影响未来的作家,这就是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 8)。他雄踞于西汉文坛,创作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汉赋。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青少年时期,好读书,又学击剑。他初入仕 途时,以赀为郎,在景帝周围任武骑常侍,时随从天子狩猎。这远不符合相如的 志向,意颇不自得。

    梁孝王来朝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发展。梁王入朝时, 随从游说的文人学子甚众,枚乘等著名赋家亦在其间。相如见后非常羡慕,遂以 有病为由,客游梁,成为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一员。这里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他在文 学创作方面迅速成长,数年后,相如作《子虚赋》,显示出超群的才华。

    梁孝王卒,梁园宾客解体,相如归蜀。相如懂音乐,善鼓琴,以此与临邛富 家女卓文君结为伉俪,度过一段闲散生活。

    武帝继位后,大征天下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偶读《子虚赋》,称赏之,曰: “联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于侧,遂曰:“臣邑人司 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十分惊喜,遂召相如。相如表示,《子虚赋》乃叙诸 侯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于是作《上林赋》。二赋假设子虚、乌有 先生、亡是公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苑囿之大和田猎之盛。其卒章归之于节 俭,因以讽谏。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

    后数岁,唐蒙行取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 严法苛责。巴蜀民惊恐万分。武帝遣相如责唐蒙等,且撰《喻巴蜀檄》以安抚巴 蜀百姓。不久,又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通西南少数民族诸部。西南诸部皆向 中央王朝称臣。其后,有人上书言相如出使西南时受贿,因此失官。岁余后,复 召为郎。相如常从武帝至长杨宫射猎,此时武帝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 如谏止。过宜春宫,见秦二世陵,相如作《哀二世赋》,以抒发对秦迅速败亡的 感慨。作者指出,“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哀悼之 间,蕴藉深远。相如后又拜为孝文园令。武帝好神仙,相如以为传闻列仙居山泽 间,形容甚癯,不符合帝王好仙之意,遂撰成《大人赋》。作者本意要对武帝崇 尚神仙之事予以针砭,所以在作品中写出仙人“轻举而远游”的经历,而更属意 于“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 独存”,将长生与孤独连在一起,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否定态度。赋奏,天子大悦, 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其实,这不过是对《大人赋》中部分内容的误解 而已。

    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长门赋》是受到历代文学称赞的成功之作。作品以 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写成。君主许诺朝往而暮来,可是天色将晚,还不见幸 临。她独自徘徊,对爱的企盼与失落充满心中。她登上兰台遥望其行踪,唯见浮 云四塞,天日窈冥。雷声震响,她以为是君主的车辇,却只见风卷帷幄。作品将 离宫内外的景物同人物的情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景写情,在赋中已是别创。 作品后部尤为感人:

    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 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 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徒履起而 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諐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 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 见兮,魂<王辶>々若有亡。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确信君主不会幸临之后,更加感到孤独。她援雅琴以寄 愁思,闻之者亦悲伤流泪;睡梦中君主在自己身旁,醒来后尤为悲凉。

    这篇赋以骚体写成,幽怨深婉,情味隽永,匠心独具,为历代宫怨作品之祖。

    此外,相如还有《美人赋》、《难蜀父老》。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身居仕途,却不慕官爵,未尝肯与公卿交游,同寻常汲 汲于功名利禄者迥别。相如患消渴疾,常称疾避事。晚年以病免官,居茂陵。武 帝元狩五年(前118),终以消渴疾辞世。相如居茂陵,亦时时著书,辄为人 索去。病逝后,朝廷遣人往取其所著书,仅有《封禅文》一篇奏上。

    司马相如生活在汉代初期走向鼎盛之时,这个时期的思想、世风也在转变之 中。前代的诸侯王尚在,可是权势已经削弱。以前依附于诸侯王的士人,也无所 用其才智,但是,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仍然兼具纵横家的精神、气质。 东方朔的高自称许,是这种精神的表现。司马相如身上的策士遗风更为明显,他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君主的随时进谏,他事景帝时意不自得便免官他就,表现 出很强的独立精神。他又不同于东方朔、枚皋。他谏说、论事,宗旨严正,具有 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在极端铺张的文学创作中,也多贯穿一条鲜明的主线, 即要有所讽喻,有所针砭,注重自己作品或言论的社会效果。正是基于这一点, 他受到君主的信任,朝廷委以重任。而东方朔、枚皋,虽然自视甚高,天子却只 俳倡畜之,没有让他们承担过严肃的使命。

 第三节 《子虚赋》和《上林赋》

    盛世景象的艺术显现 奢华生活的生动描绘 讽喻的宗旨 恢宏壮丽之美汪 洋恣肆与法度的和谐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 典范作用的成果。这两篇作品不作于一时。《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 《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 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 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虚赋》写楚臣子虚使于齐,齐王盛待子虚,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猎。畋 罢,子虚访问乌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虚讲述齐王畋猎之盛,而自己则在齐 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在子虚看来,齐王对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 国君主的自豪、自炫,这无异于表明其他诸侯国都不如自己。他作为楚国使臣, 感到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轻慢。使臣的首要任务是不辰君命,于是,他以维 护国家和君主尊严的态度讲述了楚国的辽阔和云梦游猎的盛大规模。赋的后半部 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他指出,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 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地域的辽远、物产的 繁富和对于物质享乐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养无法相比,是不值得称道的。从 他对子虚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把使臣的责任定位在传播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君主 的道德、声誉上。而子虚在齐王面前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诸侯之间的比强斗富, 是已经过时的思想观念所支配。因此他说,“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作 品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侈靡、不崇德义 的思想、行为的否定。“彰君恶”诸语表现出较鲜明的讽喻意图。

    《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 楚诸侯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 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

    在《上林赋》中,亡是公以“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一语起势,将全篇 的意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子虚自炫物资繁富、奢侈逾度的思想最 为浅陋;乌有先生重精神、尚道义,从较高的基点上对它进行了否定。然而,乌 有先生谈话的思想基点,乃是诸侯国中较有识见的贤臣思想,它与大一统的盛世 强国的精神,尚有明显的高下之别。他明确地指出:

    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 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针对他们二人共同的失误给予总体批评,然后笔锋一转,以上林的巨丽之美 否定了齐、楚的辽远盛大,使诸侯国相形见绌。作者极写上林苑囿的广阔,天子 畋猎声势的浩大,离宫别馆声色的淫乐。描写上林苑的文学占据了作品的绝大部 分篇幅,它以浓墨重彩,生动地描绘出庞大帝国统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荣, 气势充溢,信心十足;通过畋猎这一侧面,写出汉帝国中央王朝在享乐生活方面 也独具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作者的笔下,居于这个庞大帝国统治中心的天子是个既懂得享乐奢侈、又 勤政爱民、为国家计之久远的英明君主。他在酒足乐酣之时,茫然而思,似若有 失,曰:“嗟乎,此太奢侈!”尽管如此,这位英主认为自己是以勤于政事的闲 暇率众出猎,奢侈而不废政务。他担心后嗣陷于“靡丽”歧途,“往往而不返”, “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他不想对后世产生误导,遂发布了一个同以往设 立上林苑迥然不同的命令:

    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 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 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弄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 为更始。”

    这个命令否定上林的巨丽之美,而代之以天下之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尚德崇义,按照儒家理想和经典以治天下。作品描绘出一幅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 “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 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此处所展现的景象同前面所描绘的上林巨丽之美 有着本质的差别。这里不渲染地域的辽阔、物质的饶富、气势的充溢,而是突出 了道德的、政治的潜在力量和功效。于是,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又成为对上林巨 丽之美的否定。

    在《上林赋》中,作品的宗旨得到进一步升华。亡是公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成 为“猎乃可喜”的前提条件。他不再停止于乌有先生所力主的对道义的追求,而 是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 畋猎之事。他要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畋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 的目的。

    《子虚赋》、《上林赋》对楚国云梦和天子上林苑的辽阔,两处物产的丰富, 特别是对天子畋猎的声势,作了极其夸张的描绘,使之超出事物的现实可能性。 这样极度夸张的描写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巨丽 之美。同时,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夸张描绘的艺术渲染原则和严正的艺术旨趣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对艺术巨丽之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社会意义即讽谏作用的依归, 较好地融为一体。

    《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都是篇首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 韵文铺叙,篇末又用散文结尾。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一转再转,而又气脉 贯通,一泻千里。这两篇作品句法灵活,用了许多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在对 各种景物进行描写时,司马相如不是像枚乘那样多用长句,而是大量采用短句, 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音节短促,应接不暇,文采斑驳陆离。

    总之,《子虚赋》、《上林赋》在许多方面都度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 汉赋的典范之作,也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

 第四节 西汉其他赋家的创作

    宣、成之世仿汉武故事 赋的题材的扩大 王褒《洞箫赋》 扬雄四赋

    武帝后期及昭帝朝,即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去世后,将近30年的 时间内,赋体文学创作有所低落,见于记载的作家、作品较前期明显减少。至宣 帝、成帝时,文坛重又焕发异彩。宣帝刘询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 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 等待诏金马门,文坛士气为之一振。成帝刘骜精于《诗》、《书》,观古文,又 有感于书策的散亡,遂广求天下遗书,诏刘向等典校经籍,这为汉代文学的发展 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这个时期,待诏金马门的文学之士很多,前代文学家特别是司马相如的成就, 对西汉中后期文坛具有垂范作用和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文学之士呼朋引类,竞 相造作,推动了赋体文学的持续兴盛和发展。前此作家所热衷的苑囿、狩猎题材, 仍为作家们所重视,并且不断探求新意,创作出新的作品;其他如祭祀、品物类 题材的作品也层出不穷。这一时期,作家不再是单纯的文学侍从。他们或为学者, 或具较高的学识,好深湛之思,然而在文学创作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尚未同 赋的讽喻、夸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前期以枚皋为代表的对兴趣的追 求,不以讽喻为意的创作倾向也在发展,并产生了一些较具艺术成就的作品。这 个时期,较为成熟的作家,较成功的作品,比司马相如的时代为多。其中,以赋 名世并成为上述两类倾向的代表而影响后代文坛的当推王褒(约前88-约前5 5)、扬雄(前53-后18)。

    王褒生逢宣帝倡导文学之时。益州刺史王襄请褒作《中和》、《乐职》、 《宣布》诸诗,选好事者演唱。褒又为诸诗作传,以释其意。经王襄推荐,宣帝 乃征褒。既至,诏褒作《圣主得贤臣颂》。王褒在作品中引述大量历史事实,抒 发了君臣遇合的理想:“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 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 其间也略寓讽喻之意。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每从帝畋猎,所幸宫馆,辄令 褒等创作诗赋,然后品评其高下,分别予以赏赐。

    在这期间,上层社会发生了一场关于赋的社会意义乃至文学的性质的讨论。 很多大臣不赞同朝廷奖掖赋的创作,他们从文化的功利作用角度看问题,认为赋 属于“淫靡不急”之事。然而,以宣帝为代表的统治者却不这样看。宣帝认为, “赋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 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 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在这场辩论中,宣帝指出了某些不以 讽喻为宗旨的文学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对以娱乐为旨归的文学艺术流派给予必要 的肯定。这对汉代文学乃至后世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正是在 这种思潮支持下,西汉中后期一些以“辩丽可喜”为特征的赋,也取得较大的成 绩。

    在这场论辩之际,正值太子身体欠安,善忘不乐,神情恍惚。宣帝令王褒等 赴太子宫,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作诗赋。太子尤喜王褒所作《洞箫赋》、《甘泉 赋》,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汉书·王褒传》)

    《洞箫赋》是西汉文坛具有“辩丽可喜”、“虞说耳目”特点的代表作,它 以善于描摹物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品以洞箫演奏时音调的美妙和艺术 感染力为中心,并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展开描写,力求展现这动人的艺术得以形成 的原因。作品从洞箫的前身即竹管的生长环境写起,生动地描写了江南山川对竹 的孕育,天精地气的滋养;竹的周围,孤雌寡鹤,秋蜩玄猿,嘻如悲吟,它们的 感情熔铸了竹的特殊气质,构成了洞箫先天的感情基因。另一方面则是洞箫演奏 者的音乐天分。演奏洞箫的是盲乐师,他们因才能、感情无从发舒,便专注于这 一乐器,专注于音乐。这也构成了洞箫音乐艺术臻于极境的重要条件。作品的主 干部分是对洞箫演奏时艺术效果的描绘:

    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 ■,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 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悁;其仁声则若凯 风纷披,容与而施惠。

    节奏的变化各尽其妙,感人至深,移人情性,能使品行节操较低下者归诸廉 洁方正、仁恩重厚。在作者笔下,洞箫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是任何著名乐师演奏其 他乐器都无法达到的。这篇赋既表现出作者对洞箫艺术有较深的感受,同时,在 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它直接启迪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 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并以穷变于声貌的成就影响了后世赏心悦目作品的发展。

    扬雄是学者而兼赋家的代表,也是继王褒之后在西汉后期文坛取得突出成就 的作家。

    扬雄的性格决定了他对文学的认识。他的创作道路,经历了不同于常人的发 展过程。他早年喜好辞赋,敬佩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每作赋,常以相如为楷模。 晚年则对赋,对司马相如乃于文学取否定的态度。他的变化,特别是他后期的文 学观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扬雄40岁以前居蜀。当时,他对赋很感兴趣,并投入极大的热情进行创作。 他伤悼屈原的文才和不幸遭遇,然而,又不赞成屈原沉江以殉理想的结局,作《 反离骚》等作品以抒发一时的感慨。扬雄有《蜀都赋》,实开后世京都赋的先河。

    成帝时,扬雄以文才为朝廷征召,待诏承明殿,常从帝左右,对上层集团的 好恶趣尚、行止作为了解较多,遂时时作赋加以讽谏。扬雄创作的赋,以《甘泉 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最著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汉代的甘泉宫,本是秦之离宫,建筑非常奢华,而汉武帝又在甘泉苑增修很多宫 殿。于是,甘泉宫的崇殿华阙,成为穷奢极侈的代表。扬雄欲有所进谏,甘泉宫 却又不是成帝所筑;欲缄口不言,却又不能已。遂在《甘泉赋》中夸张铺饰,极 力描绘,盛赞它“似紫宫之峥嵘”,将此宫殿与传说中上帝的宫殿相比拟,以期 对统治者有所警诫。同时,作品还提出“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 庐兮,虑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这里委婉 地针砭王朝奢侈、成帝宠幸赵昭仪诸事。尽管作者想要突出讽喻性宗旨,然而从 客观上看,其主观上所设定的意图远不能同司马相如的作品相比。留给人们的感 受,倒以描绘宫殿之美居多。其他三篇赋,《羽猎赋》、《长杨赋》针对成帝好 猎而发,《河东赋》写于随天子巡游以后,都寄讽谏之意;但他的创作热情和主 要精力,却是倾注在赋的审美效果方面。这就使他所奏四赋的讽谏之意不为皇帝 所理解,而赋的巨丽之美倒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扬雄在描写的手法上,有意 地渗入较多的主观想象,原本是基于讽谏的动机,但这种描写却使赋带上了虚无 缥缈的色彩,留给人充分的想象余地。扬雄笔下的宫殿等建筑也不再是静止的, 而是显得飞腾跃动,富有生气。

    扬雄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 词语蕴藉的特点。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相比,呈现出另一种风格。

    扬雄赋在艺术表现上创造性的成就不多。其《甘泉赋》多用“兮”字,以骚 体句写成;《羽猎赋》、《长杨赋》则尽脱骚体,可以看出司马相如的影响。

    与扬雄同时而以赋见称于文坛者还有刘向(前79?-前8)、刘歆(?- 23)父子。刘向略早于扬雄,对文学典籍的整理有杰出贡献,学识渊博,同样 具有学者而兼赋家的特点。然其赋多不出《楚辞》窠曰。刘歆典校群书成绩甚著, 亦是当时杰出学者。其文学作品以《遂初赋》为代表。这是他见朝政日败,自请 出任地方官,被任命为五原太守时所作。他经历三晋故地,抚今思昔,隐以前人 遭际自比,感慨颇多。此赋对后来的述行言志作品较有影响。

 

 

第三章 司马迁与《史记》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政论散 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 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 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 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 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 家学渊源与转益多师 博览群书与漫游交往 从立言 不朽到发愤著书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那里南 临黄河,北面50里是著名的龙门山。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底蕴。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 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 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 ),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 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 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 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 134)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 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 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 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 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年十岁则诵古文”,从10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 的文献。汉代通行的是隶书,籀文是先秦古文字,当时已不易读懂,司马迁从小 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 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 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 他都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 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式地浏览,而是 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比如,对于九州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 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 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 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叹,并 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在会稽(今浙 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 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 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逸事。在漫游过程 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 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余适长沙, 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有 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 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 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 信。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 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长途 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 置身齐地领略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搢绅 之士,两者大相径庭。司马迁入仕之后,曾出使西南,远到昆明。又侍从武帝东 达于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 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司马迁 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 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 中。

    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 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轲刺 秦王的具体情节,硃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 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除此之外,樊哙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 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兒子冯遂和司 马迁是至交。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 廷任职。上述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 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 与世长辞。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 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趕到洛阳,接受了 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 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勉励他完成 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 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 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 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 初元年(前104),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 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李陵战败投降 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 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 记》。至征和二年(前91),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 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 (《汉书·司马迁传》)《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 前104)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14年。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 即公元前87年前后。

    司马谈在向兒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 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 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 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 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定一部历史著作,一方面继 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 样的动机和目的。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 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此时的司马 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 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 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 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 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 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 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 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 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第二节 《史记》的叙事艺术

    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因果关系 的探索展示 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 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 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 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 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 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 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如果说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 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说本纪是车毂,那么,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 条。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史记》由五 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 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十二本纪按帝王 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 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 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 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 貌。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 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 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 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 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 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 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 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 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 相连。再看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 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 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 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 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 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 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 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 、《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 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 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 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 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 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 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 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 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 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 吏群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 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 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 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 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 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 (《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当然,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 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 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 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而对于大将军卫青, 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 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 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 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司马迁本人也深有感慨地说:“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 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 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 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 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 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 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 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 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 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 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 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 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 《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 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 《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商君 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线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 源于变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而引发。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君主, 在秦国掌权之后又主持变法,太子犯法他绳之以法,最终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 商鞅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为由他制定的秦国刑法异常酷烈,竟然无人敢收留他, 商鞅自己也喟然叹息:“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而对于商鞅身亡家灭的结 果,司马迁只作简单的交代,没有过多的铺叙。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 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 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 有余。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 清晰地勾勒出来。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 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 篇目。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 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 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 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 纪》);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 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不 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 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 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三节 《史记》的人物刻画

    闾巷之人的入传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 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笔法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 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 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 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 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 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 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 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他在《伯夷列传》中写道:“伯夷、 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闾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 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 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他在《游侠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在司马迁看来, 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 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 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 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 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 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 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 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 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 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 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 《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 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 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 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 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 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 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 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 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 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 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 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 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塊吃肉,大 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写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 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 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 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 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 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 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 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苏秦佩六国相印后,“散千金以 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苏 秦列传》)刘邦为泗水亭长时,前往咸阳行役,一般的小吏都赠钱三百,唯独萧 何送给刘邦五百钱。汉初封侯,刘邦为萧何益封二千户,用以报答先前多送二百 钱的恩惠。(《萧相国世家》)韩信为布衣时从人寄食,一位漂母曾接济他数十 日,韩信封楚王之后,“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淮阴侯列传》)魏无知 向刘邦引荐陈平,汉初剖符定封,陈平列举魏无知拔擢之功,魏无知得到刘邦赏 赐。(《陈丞相世家》)王陵对张苍有不杀之恩,“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 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张丞相列传》) 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 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 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 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无辜杀害,伍子胥奔亡吴国, 借吴之力攻入楚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伍子 胥列传》)李广免官时与俱,至军而斩之。”(《李将军列传》)主父偃为齐相, 到达齐地之后,向昆弟宾客散发五百金,从此和他们断绝关系,不许再入家门, 用以报复他在贫困时所遭到的冷遇。(《平津侯主父列传》)知恩图报和以怨报 怨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往往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体现出来。苏秦对于借给自 己百钱的人以百金相偿,而对在危困时几次要离开自己的随从则一文不赏。(《 苏秦列传》)范雎奉行的人生哲学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因此, 对迫害过他的魏齐、须贾,或令其死,或令其辱,而对搭救过他的王稽、郑安平, 都请求秦王委以重任。(《范雎蔡泽列传》)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 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 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 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 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 《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 在宝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项羽在焚烧秦都咸阳后一心想 东归,说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项羽本纪》)项 羽的这番话很有代表性,道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司马迁也写了许多人衣锦还 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苏秦 富贵还乡,笑视兄弟妻嫂前恭后踞的变化,抒发对世态炎凉的感慨。(《苏秦列 传》)刘邦当了天子之后回到故乡,慷慨悲壮高唱《大风歌》,坦露对故乡刻骨 铭心的思念之情。(《高祖本纪》)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 结合。《史记》中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人有各人 的选择,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 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 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 相谢。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 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 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喑噁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 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 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 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复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 则兼有风云气和兒女情。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 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对于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 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 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 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 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 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 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 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 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 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 示。《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 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 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 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 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樊郦滕灌列传》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实, 楚汉相争时,刘邦战败逃跑,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几次把亲生兒女推到车下, 后来的惠帝、鲁元公主有赖于夏侯婴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之 所以采用旁见侧出的写法,显然是有所忌讳,不得不如此。信陵君是司马迁最欣 赏的一位人物,在《魏公子列传》中称公子者凡147次,写了他一系列礼贤下 士的事迹,塑造出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紧接着,在《范雎蔡泽列传》中,有 一段和信陵君相关的故事:秦昭王为范雎报仇,追捕魏齐甚急。魏齐走投无路, 和赵相虞卿一道向信陵君求援。“信陵君闻之,畏奏,犹豫未肯见。”魏齐听到 这个消息自刭身亡,等到信陵君听从侯嬴的劝告决定接纳魏齐时,已经为时过晚。 司马迁对信陵君爱之过深,他没有把这个有损于信陵君光辉形象的事情写入本传, 而是采用旁见侧出法加以处理。《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 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观照才能全面地把握。

第四节 《史记》的风格特征

    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浓郁的悲剧气氛 强烈的传奇色彩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 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 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司马迁不 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 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 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 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 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 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 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倾危之 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动乱和楚汉相争,于是他大显 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 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 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 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 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 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 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 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 件的产兒,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 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 理。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 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 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 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尽管他们的主张 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献出 了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 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 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是司马迁着力描写的英雄人物, 他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 的是一个悲剧群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 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 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中央朝廷 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 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兒而付出巨 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 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 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 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 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 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 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 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睢、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 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 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 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 中反复强调“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岂非命也哉!”对于像萧何、陈平那样 的幸运兒,司马迁认为他们的人生偶然性中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对 历史潮流的顺应使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命运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难解的谜。而 从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和人生的不确定、不公平和难 以理解。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吴起为了 当上鲁国将军而杀妻,未为卿相而母死不归,名缰利锁把他变成一个刻暴少恩之 人,最终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绩与人性的严重异化形成直接冲突。张耳、 陈余早年为刎颈之交,后来却反目为仇,也是利欲把他们拆开。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 造成一种神秘感。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 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 醉斩巨蛇等传说以显示他的灵异。除了类似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 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 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 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 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窦姬本 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 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田单列传》的传主田单 是一位智谋之士,这篇传记写了一系列的奇谋奇计,尤其是用火牛阵大破齐军一 节,更是精彩绝妙。传记赞语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迹,可谓奇上加奇。 《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 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 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 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 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 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 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 传奇效果。

第五节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传记文学的开端 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汇 人文精神的弘扬 后代散文、小说、戏剧与《史记》的渊源关系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 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 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 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 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 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暢淋漓的风 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 大的动力。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 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 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 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 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 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 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 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 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 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 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 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 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 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 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 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 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 ,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 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 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后来 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 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第四章 两汉乐府诗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 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第一节 乐府和乐府诗

    乐府与太乐 乐府的兴废 乐府诗的搜集和分类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 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行 政长官是乐府令,隶属于少府,是少府所管辖的十六令丞之一。西汉朝廷负责管 理音乐的还有太乐令,隶属于奉常。乐府和太乐在行政上分属于两个系统,起初 在职能上有大体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的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公布古 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它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 流行曲调。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17章,另外,汉高祖刘 邦的《大风歌》在祭祀沛宫原庙时用楚声演唱,也由乐府机关负责管理。西汉从 惠帝到文、景之世,见于记载的乐府歌诗主要是以上两种。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 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 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 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 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 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 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乐 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 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 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魏晋时期,旧的乐府歌辞有的还在继续沿用,有相当数量的两汉乐府诗流传 于朝廷内外。六朝有些总集专门收录乐府古辞,其中主要是两汉乐府诗。至梁沈 约编纂《宋书》,其《乐志》收录两汉乐府诗尤为众多。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 ,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为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 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 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 辞和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

    现存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各阶层,有的作于庙堂,有的采 自民间,像司马相如这样著名的文人也曾参与乐府歌诗的创作。《汉书·艺文志》 著录西汉歌诗28家,314篇,基本都是乐府诗。现在所能见到的西汉乐府诗, 可以认定是西汉的作品有《大风歌》、《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 章、《铙歌》18首,以及另外为数不多的几首民歌,其他乐府诗都作于东汉。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苦与乐的深刻揭示 爱与恨的坦率表白 乐生恶死愿望的充分展现

    《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都是创 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 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 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

    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和歌辞中 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兒行》表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来自社 会最底层的呻吟呼号。有的家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逼得男主 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道路。(《东门行》)有的是妇病连年累岁,垂 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病妇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 母亲痛哭。(《妇病行》)还有的写孤兒受到兄嫂虐待,尝尽人间辛酸。(《孤 兒行》)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并且 还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 《东门行》的男主人公在作出最终抉择之后,不得不割舍夫妻之爱、兒女之情, 夫妇二人的对话是生离死别的场面。《妇病行》中的病妇临终遗嘱伤心刺骨,而 丈夫无力赡养遗孤的愧疚、悲哀,也渗透于字里行间。至于《孤兒行》中的孤兒, 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竟然有生不如死的想法,小小年纪便对命运已经完全丧 失信心。两汉乐府诗在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时,兼顾到表现对象物质生活的饥寒交 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尤其可贵的是,诗的作者对于这些在死亡线上 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是以恻隐之心申诉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

    同是收录在相和歌辞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诗, 与《东门行》等三篇作品迥然有别,它们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 把人带进另一个天地。这三首诗基本内容相同,都是以富贵之家为表现对象;三 首诗的字句也多有重复,最初当是出自同一母体。《相逢行》的作者犹如一位导 游人员,两度把人引入侍郎府。第一次见到的是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洒, 作使名倡,中庭桂树,华镫煌煌。第二次见到的是鸳鸳成行,鹤鸣噰噰,两 妇织绵,小妇调瑟。这首诗在渲染主人富有的同时,还点出了他的尊贵身份:“ 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这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家庭,而且宝贵程度非同寻常。 黄金为门,白玉为堂,是富埒王侯的标志,不是一般的富,而是巨富。侍郎是皇 宫的禁卫官或天子左右侍从,是皇帝信任的近臣,其特殊地位不是普通朝廷官员 所能相比。《鸡鸣》和《长安有狭斜行》把表现对象的显赫地位渲染得更加充分, 或云:“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或云:“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 官职,衣冠仕洛阳。”诗中的富贵之家不只是一人居官,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宦达; 所任官职也不限于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秩达二千石的高官显宦。《相逢行》 和《长安有狭斜行》二诗,作者是用欣赏的笔调渲染富贵之家,《鸡鸣》一诗则 警告豪门荡子不要胡作非为,以免触犯刑律,带有劝谏和批判的成分。上述三诗 对富贵之家气象的展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后来许多同类作品都 是以此作为蓝本。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到《红楼梦》中演变成贾府的“白玉为 堂金作马”。至于三妇织绵鼓瑟的段落,则被单独划分出去,名为“三妇艳”, 在古代乐府诗中频繁重复出现,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积淀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 的符号。

    表现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奢华的乐府诗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这就形 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一边是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边是 奢侈豪华,不知人间还有忧愁事。一边是连自己的妻兒都无法养活,一边是妻妾 成群,锦衣玉食,而且还豢养大群水鸟。这两组乐府诗最初编排在一起带有很大 的偶然性,它们的客观效果是引导读者遍历天堂地狱,领略到人间贫富悬殊、苦 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汉代乐府诗还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 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诗篇多是来自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 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鼓吹 曲辞收录的《上邪》系铙歌18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词:“上邪!我欲与君相 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用语奇警,别开生面。先是指天为誓,表示要与自己的意中人结为终身伴 侣。接着便连举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用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 志不移,其中每一种自然现象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不会出现的,至于五种同时出现, 则更不可能了。作品由此极大地增强了抒情的力度,内心的情感如火山爆发、如 江河奔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遏止。两汉乐府诗中的女子对于自己的意中人爱得 真挚、热烈,可是,一旦发现对方移情别恋,中途变心,就会变爱为恨,果断地 与他分手,而绝不犹豫徘徊。另一篇铙歌《有所思》反映的就是未婚女子这种由 爱到恨的变化及其表现。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她准备了珍贵的“双 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想要送给对方。听到对方有二心,她就毅然决然地毁 掉这份礼物,“拉杂摧烧之”,并且“当风扬其灰”,果断地表示:“从今以往, 勿复相思。”她爱得热烈,恨得痛切,她的选择是痛苦的,同时又斩钉截铁,义 无反顾。

    《孔雀东南飞》所写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爱与恨。诗的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刘兰 芝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恨。他们的婚姻是被外力活活拆散的, 焦母不喜欢兰芝,她不得不回到娘家。刘兄逼她改嫁,太守家又强迫成婚。刘兰 芝和焦仲卿分手之后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们之间的爱愈加炽热,最后双 双自杀,用以反抗包办婚姻,同时也表白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孔雀东南 飞》的作者在叙述这一婚姻悲剧时,爱男女主人公之所爱,恨他们之所恨,倾向 是非常鲜明的。两汉乐府诗还有像《陌上桑》和《羽林郎》这样的诗。在这两篇 作品中,男女双方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基础,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男方企图依靠 权势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女方。于是,出现了秦罗敷巧对使君、胡姬誓死回绝羽 林郎的场面。这两首诗的作者也是爱憎分明,对秦罗敷和胡姬给予充分的肯定和 高度的赞扬,嘲笑、鞭挞好色无行的使君和金吾子。

    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 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 掘,把创作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得特别充分。

    《薤露》、《蒿里》是汉代流行的丧歌,送葬时所唱,都收录在相和歌辞中。 《薤露》全诗如下:“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这首诗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水。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 命却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蒿里》把死亡写得更为凄惨: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这首诗 是用有神论的观念看待人的死亡,写出了面对死亡时的痛苦心情,是以无可奈何 的态度看待魂归蒿里这个不可抗拒的事实。正常死亡尚且引起如此巨大的悲哀, 夭折横死产生的巨痛更是难以诉说,铙歌《战城南》表现的是对阵亡将士的哀悼。 将士战死以后的景象是:“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作者极力渲染战场变成墓场之后的苍凉、凄惨,是一幅近乎死寂的阴森画面。尤 其令人目不忍睹的是,“野死不葬乌可食”,阵亡者暴尸城外,无人掩埋,乌鸦 任意啄食。人生之惨,莫过于此。虽然诗中的死者故作豪迈之语,但战争对生命 的摧残依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以上几首诗在描写死亡的凄惨悲哀时,表现出 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死亡的疏远和拒斥,死亡被写成是无法回避而强加于人 的残酷事件。

    恶死和乐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两汉乐府诗坦率地传 达了人们对死亡的厌恶之情,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 通上。郊祀歌《日出入》由太阳的升降联想到人的个体寿命。太阳每天东出西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没有穷尽。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却是有限的,生为出, 死为入,一出一入便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从而和反复出入、永恆存在的太阳形成 鲜明的对照。于是,作者大胆地想象,太阳是在另一个世界运行,那里一年四季 的时间座标与人世不同,因此,太阳才成为永恆的存在物。诗人期待能够驾驭六 龙在天国遨游,盼望神马自天而降,驮载自己进入太阳运行的世界。收录在杂曲 歌辞中的《艳歌》描绘出一幅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幻想自己升上云宵,来 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各种神灵都为他的到来而忙碌,天公河伯、青龙 白虎、南斗北极、嫦娥织女都殷勤备至,甚至连流霞清风、垂露奔星也都载歌载 舞,张帷扶轮,热情地为诗人服务。这首诗表现的是超越个体有限生命,到达彼 岸世界之后的至乐,给许多天体对象注入了生命。使天神地祇和诗人聚集一堂。 同类诗篇还有相和歌辞中的《长歌行》、《董逃行》,不过这两首诗中的长生之 乡不是天国,而是仙山,是靠神药延年益寿。

    两汉乐府诗在表达长生幻想时,有时还写神界的精灵来到人间,和创作主体 生活在同一世界。郊祀歌《练时日》、《华烨烨》二诗的都是来自天上,铙歌《 上陵》中的仙人来自水中。在描写神灵莅临的时候,乐府诗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 刻画得非常细致。《练时日》通过对灵之游、灵之车、灵之下、灵之来、灵之至、 灵已坐、灵安留等多方面的依次铺陈,展示出神灵逐渐向自己趋近的过程及风采, 以及自己得以和神灵交接的喜悦心情。《华烨烨》在写法上和《练时日》极其相 似。《上陵》中的仙人则是桂树为船,青丝为笮,木兰为翟,黄金交错,显得 超凡脱俗。这些作品表面是写神灵来到世间,神灵向创作主体趋近,实际是暗示 诗人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得长生属性,即将成为神仙世界的一员。

    两汉乐府诗无论是写举体飞升进入神国仙乡,还是写神灵来到人间,都把人 和神置于同一层面。神灵不再是高高在上,和创作主体很疏远,而是人神同游, 彼此亲近。两汉乐府诗是通过人的神仙化、神仙的世俗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 理想。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 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 统,是《庄》、《骚》的遗响。

第三节 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生活镜头的选取 故事情节完整曲折 人物形象各具物色 叙事详略得当 寓言诗的创作

    两汉乐府诗中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而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诗 经》、《楚辞》基本都是抒情诗,抒情过程中也时而穿插叙事,但叙事附属于抒 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两汉乐府诗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 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

    酒店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所,饮食服务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的窗口 行业,尤其是酒店的女主人,更是引人注目的对象,许多故事都发生在她们身上。 两汉乐府诗有两篇作品是以酒店妇女为主角,一篇是收录在相和歌辞的《陇西行》, 一篇是辛延年的《羽林郎》。《陇西行》再现健妇善持门户的场面,《羽林郎》 叙述当垆美女反抗强暴的故事。通过描写她们与顾客的交往及各类人物的举止言 行,艺术地展示了汉代的市井风情。京都是最繁华的地方,两汉的长安、洛阳达 官贵人萃集,他们的宅府往往建在深巷。巷深路狭,车高马大,经常出现道路拥 挤、交通堵塞的现象。因不肯相让而争路抢道的事情在汉代时有发生,有的最终 引发人命案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狭路相逢时弄清对方的身份就显 得十分必要。《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选择的都是“夹毂问君家”的特写 镜头,通过对方的一番炫耀,道出了车主人的富贵豪华。除此之外,《陌上桑》 以春日采桑为背景,相和歌辞《艳歌行》择取女主人为他乡游子缝补衣服,引起 丈夫猜忌的情节,都是以常见而又富有情趣画面入诗,诗人找到了最佳视点。

    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常见生活情节时别具慧眼,对于偶然性、突发性事件 的捕捉也很有新意。在现实生活中,弃妇遇故夫的机会通常是很少的,而且往往 是有意回避。收录在古诗类的《上山采蘼芜》实乃乐府诗,写的就是弃妇与故夫 的邂逅。通过男子的一番叙述,得出了“新人不如故”的结论。不管他们的离异 是出于男子负心还是迫于外界压力,这个故事都是发人深思的。相和歌辞《艳歌 何尝行》以鹄喻人,写的是一个突发事件。夫妻同行,妻子突然生病,两人不得 不中途分手,凄凄惨惨,泪落纵横。这两首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偶然和突发事件本身的性质。

    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叙事题材时,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对于那些来自 异域的新鲜事物,诗人总是怀着惊异的目光去搜索,发现它们,并饶有兴致地写 入作品。贰师将军李广利从大宛获汗血马,于是郊庙歌辞有《天马》诗叙述此事, 张骞通西域之后引进苜蓿,杂曲歌辞《蜨蝶行》就特意提到这种植物。《陇西行》 有“坐客氈氍毹”之语,客人坐在毛织地氈上,酒店室内装饰用的是西域产品。 杂曲歌辞《乐府》直接陈述胡商及其携带的物品:“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 氍毹<荅毛>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这些来自西域的奇民物品令中土 人士大开眼界,也使诗篇带上了异域色彩。另外,那些迎神求仙诗,更是崇尚奇 异的体现。

    两汉乐府叙事诗多数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而不限于撷取一二个生活片断, 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妇病行》有 临终托孤、沿街乞讨、孤兒啼索等场面,中间又穿插许多细节。《孤兒行》通过 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孤兒苦难的命运。收录在古诗中的《 十五从军征》也是一首乐府诗,叙述80高龄的退役老兵返回荒芜家园的情景, 其中有中途和乡人的对话、回家后烧饭作羹、饭菜熟后难以独自进餐三个场面, 前后连贯,血脉相通,并且时见曲折。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 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诗中的矛盾冲突不是单线延伸,而是两条线索同时展开, 相互交错。一条线索是兰芝与婆母、兄长的矛盾及冲突。先是兰芝被遣归,继而 兄长强迫她答应太守府的求婚,终至兰芝、仲卿二人自杀,酿成一场悲剧。一条 线索是兰芝、仲卿相互之间同情和理解日益加深的过程。开始是卧室对话,表示 彼此不相忘。接着是路口分别,结下盟誓,共约同死,比卧室中的允诺更进一步。 最后是赴水悬树,相继自杀,他们的爱情升华到顶点,故事也就基本结束。正因 为两条线索纠结在一起,所以,情节的展开跌宕起伏,使人时时关注矛盾的发展 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

    两汉乐府叙事在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 他们各具特点,绝无雷同。秦罗敷和胡姬都是反抗强暴的女性,罗敷以机智的言 词戏弄向她求婚的使君,演出一场幽默的喜剧;胡姬则是以生命抗拒羽林郎的调 戏,具有悲剧主角的品格。一个聪明多智,一个风烈坚贞,显示出两种不同的气 质和性格。至于《孔雀东南飞》中出现的人物群像,更是各各肖其声情。刘兰芝 的刚强、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利眼,以及太守府求婚使者的傲 慢,无不刻画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诗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了个性化的 对话,注意细节描写,善于利用环境或景物作衬托。

    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娴熟技巧,还体现为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何者详叙? 何者简写?两汉乐府叙事诗大体遵循以下规则:

    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具有比较自觉的叙事意识,在 创作实践中努力把叙事诗和抒情诗区别开来,使二者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两汉乐府诗许多叙事名篇,都因叙事详尽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除了像《孔 雀东南飞》这样长篇的叙事诗中偶而穿插抒情诗句外,其余各篇中纯粹抒情的句 子极其罕见,都是以叙事为主。《十五从军征》对复员老兵家园荒芜的景象渲染 得非常充分,对老兵还家后的行动也有详细的叙述,唯独不用专门文字抒发内心 的悲哀,明显是以叙事为主。言事尽而言情不欲尽,对此,古人有精到的评价。

    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长于、也 乐于铺陈场面。《陌上桑》一诗篇幅不长,其中却有两段场面描写的文字,一是 众人围观罗敷,二是罗敷夸耀夫婿,都不吝笔墨,写得非常细致。《孔雀东南飞》 对太守家迎亲场面的描写也是铺张扬厉,大肆渲染。两汉乐府叙事诗对事情的中 间经过普遍有详细的叙述,有的还有细节描写,但对故事的开始和结局的叙述都 比较简单,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有的是突兀而来,戛然而止;有的是开门见山, 缓来急收。《孔雀东南飞》的开头结尾采取的典型的略写笔法,其余叙事名篇也 大体如此。

    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两汉乐府叙事诗在陈述故事、刻画人物时, 对于人的服饰仪仗从各个方面加以展示,采用的是详写笔法。从秦罗敷、刘兰芝 到胡姬,从罗敷“夫婿”、侍郎到羽林郎,无论其为男为女,都通过详细描写服 饰仪仗来衬托他们的美丽或富贵。《妇病行》、《孤兒行》在描写平民的苦难时, 也提到孤兒破烂单薄的衣衫。服饰仪仗成为两汉乐府叙事诗中常备的道具,是详 写的对象。与此相反,两汉乐府叙事诗对人的容貌形体通常都以略写的方式处理, 惜墨如金。除《孔雀东南飞》对刘兰芝有“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这样细腻 的描写外,其他叙事诗很少直接展示人物的形貌。这种写法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 思索天地。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情趣,充分发挥想象,重塑诗中人物。《 诗经·卫风·硕人》、相传出自宋玉之手的《登徒子好色赋》,都以详写女子容 貌见长,和这类作品相比,两汉乐府诗的叙事技巧对传统笔法有所超越,显示出 由注重形似向崇尚神似演变的征兆。

    汉代以前,尽管先秦诸子散文中有许多寓言故事,寓言诗却极为罕见,只有 《诗经·豳风·鸱鸮》可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寓言诗。两汉乐府有多首寓言诗, 是汉乐府叙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寓言的形式叙事,成为两汉乐府诗的一个特 点。两汉乐府寓言诗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假托动植物之口进行自述,鼓吹曲 辞《雉子班》,相和歌辞《乌生》、《豫章行》,杂曲歌辞《蜨蝶行》都是属于 这种类型。另一类寓言则是植物和人对话,诗中出现两个角色。宋子侯的《董娇 娆》虚拟桃李树和洛阳女子的对话,诉说枝折花落的不平,责备人为的力量使青 春早夭。上述几首寓言诗的题旨比较接近,各种动植物都叙述自身惨遭戕害的命 运,劝告世人谨于持身,爱惜生命。这些寓言诗多有奇特的想象,鱼鸟花木也会 作人言,而且出人意表。

第四节 异曲新声与诗体演变

    楚声与三言、七言体 北狄、西域乐与杂言体 从四言到五言

    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 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样式的变革往往和流行乐曲的声调有关。两汉乐 府诗最初是配乐演唱的,它之所以在诗体形式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句,既是 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乐曲的因素发挥作用。

    汉高祖刘邦是楚人,喜爱楚声,他的《大风歌》就是用楚声演唱的。先秦楚 地诗歌的代表样式是《离骚》体,通常每句六言或七言,七言句最后一个字往往 是语气词。这种诗体的句式稍加延伸,去掉语气词,就变成七言句。把六言句中 间拆开,就变成两个三言的句子。楚声也可以演唱四言体诗,汉高祖刘邦的《鸿 鹄歌》是四言诗,他用楚地曲调唱给戚夫人听。不过,用楚声演唱骚体诗,更合 乎楚人的情趣。骚体稍加改造,就变成七言句和三言句,因此,汉代乐府用楚声 演唱的歌诗,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三言句和七言句,从而导致诗体的演变,这种迹 象在汉初就已经出现。《安世房中歌》是用楚声演唱的,其中第六章是七言和三 言相杂:“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 德。”这篇作品是用楚声演唱的三言七言相杂之诗,是对骚体诗的改造。至于第 七、八、九三章,全是整齐的三言诗,是把骚体诗六字句一分为二的产物。到了 武帝时代的《郊祀歌》19首,纯四言诗只有9首,其余或是三言,或是杂言, 尤以三言和七言居多。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了催化 作用。

    汉代乐府诗歌的曲调来源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土各地的乐曲外,还有来自少 数民族的歌曲,鼓吹曲辞收录的铙歌18首就是配合北狄西域之乐演唱的。鼓吹 曲本是军中用乐,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它的曲调和中土音乐有很大差异,因此, 配合鼓吹曲演唱的歌诗也就和中土常见的体式明显不同。现存铙歌18首各篇均 是杂言,和其他乐府诗迥然有别,是诗歌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

    对乐府诗体产生重大影响的乐曲除楚声和北狄西域乐外,还有中土流行的五 言歌谣。仅以西汉而言,惠帝时戚夫人所唱的《舂歌》,六句中有五句是五言。 李延年为武帝演唱的“北方有佳人”四句歌诗,有三句是五言,第三句去掉调节 语气的“宁不知”三字,也变成五言句。成帝时长安流传的《尹赏歌》、《邪径 败良田》歌谣,都已经是标准的五言诗。西汉乐府广泛搜集各种歌谣,其中必有 相当比重的五言诗。这些五言歌谣在形式上不同于传统的四言诗,引起文人浓厚 的兴趣,并且亲自模仿拟作,因此,东汉开始有较多的文人五言诗。从西汉五言 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这是早期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轨迹。

 

 

第五章 东汉辞赋

    东汉文坛同西汉相比,变化很大。东汉士人失去了作为文学侍从参与上层统 治集团重大活动的条件,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给予他们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现实 生活的动荡不定也给他们以极大的震撼。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已经跨出宫廷苑囿, 从更广阔的范围寻找有价值的题材。于是,各个时期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往往成 为他们创作的直接、间接诱因。

    与题材方面的变化相适应的,还有创作宗旨的变化。在司马相如时代,赋的 讽喻效果同赋家的主观愿望之间就存在着差距,以至于后来引起扬雄的批评。到 了东汉,讽喻不仅不起作用,甚至还可能招来灾难,这就迫使辞赋家们考虑如何 看待和处理赋的社会作用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统治集团所采取的“党锢”等高压政策,使 士人普遍受到压抑。物不得其平则鸣,他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赋这种文学样式抒发 自己的不平。于是,东汉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赋。

    世风的变化不仅导致赋的创作在题材选择和宗旨的设定方面出现新的取向, 在赋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方面也与以前有了较大的差异。昔日以铺张扬厉、汪 洋恣肆为主调的风格和豪放昂扬的气势,已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风格所扬弃; 散句单行的语言,演变为骈俪对偶的句式。赋的风貌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节 京都赋的崛起

    新旧时代交替 审美情趣转变 新文学热点形成 《两都赋》的创新

    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导致东汉初期的社会生活乃至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作 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视野同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光武帝 定都洛阳,而不回迁长安,引起朝野震动,成了牵动全社会的中心问题,也为文 学家普遍关注。杜笃(?-78)作《论都赋》,假主客问答以论都洛只是权宜 之计,唯长安乃是“帝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主张返都长安。在这篇赋中, 传统的铺陈手法和讽谕的宗旨都体现于对新的题材、新的对象的描摹中。他历数 汉王朝自高祖至平帝传十一世的发展变化,指出,“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章, 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以此证明长安为王气之所在。作者又从几个方面 夸张地描写了西都王气的表现,最后归结为“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 都”。这篇作品是东汉赋风转变的重要标志。它把以往天子、王侯生活的题材转 化为关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 基础。

    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 影响最大的,当推班固(32-92)的《两都赋》,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

    《两都赋》前有序,说明作赋原委和宗旨:一方面则是“海内清平,朝廷无 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西土耆老咸怀 怨思,冀上之眷顾”。于是,他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 法度”。这说明他作比赋的背景同杜笃是一致的,只是两人的观点、感受正相反。 他把西都、东都的选择,人们感受、主张的差异,归结为法度的不同,从而赋予 作品以较强的理性色彩。

    《两都赋》传本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实为上下章。作品虚拟 “西都宾”、“东都主人”两个人物,通过他们的谈话构成过渡;同时,两个人 物分别代表都雍、都洛两种不同的态度,而在宾主的设定之间,作者的立场已明 晰可辨。

    《西都赋》重在抒发“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通过“西都宾”之 口,盛赞长安形胜为中土之最:周、秦、汉三代在这里建立帝王基业,这是作为 国都得天独厚的条件。西京具有东都无可比拟的物质基础:建设之宏大,郊畿之 富饶,坚城深池之固,士女游侠之众,品物之盛,华阙崇殿之巨丽,掖庭椒房之 尊贵,离宫苑囿之壮观,皆冠于天下。在作者笔下,西京城市、宫殿的壮美别具 特色;

    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隋侯明 月,错落其间。金缸衔璧,是为列钱。悲翠火齐,流燿含英。悬黎垂棘,夜光 在焉。于是玄墀釦砌,玉阶彤庭。碝磩彩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 而生。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 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

    在众多的宫室寝殿中,昭阳殿富丽堂皇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镶金嵌璧,奇 珍异宝,到处流光溢彩、馥郁芬芳。这幅画面集中展现了西都的豪华、丰腴,表 现出化阙崇殿的壮丽之美。

    长安形胜天人合应,宫殿巨丽冠于古今。这是以西土耆老为代表的众人所炫 耀的,是“国家之遗美”。在汉赋中,被铺张描绘的事物未必就是作者所肯定的, 有时还恰恰是作者所要批评的。然而,从《西都赋》对长安热情洋溢的赞美中可 以看出,作者对这三代帝京所体现的巨丽之美还是非常欣赏的。只是他对西京巨 丽之美乃至京都之美的欣赏与肯定,同作品中“西都宾”所代表的西土耆老有所 不同。在后者看来,京都只能像长安那样,否则便不配作为都城。这是旧的京都 意识,它以品物繁盛的唯一标志。班固同西土耆老的分歧也正在于此。

    班固的京都意识、京都美理想,集中体现在《东都赋》中,作者借“东都主 人”之口,否定了“西都宾”所代表的旧的京都美理想和京都意识,他指出:“ 西都宾”之所以力主返都长安,就在于他们是秦人,他们不能站在天下主宰者的 立场看问题,因此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同时,他又指出,这些人只认秦昭襄王、 始皇的京都之美,而不了解大汉的京都之美,他们过分看重宫廷、河山的品物繁 盛。《两都赋》的宗旨就在于批评旧的京都意识,确立新的京都观。作品的立意 在《东都赋》卷末表述得很充分。他指出,主张迁都长安的人“颇识旧典,又徒 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他们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他们 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城池、宫廷建设的品物之美,而不知礼乐文明建设对于京都 的重要性。他以充分体现出礼乐文明的新的京都观,扬弃“西都宾”所代表的京 都意识,这就是序言中所说的“折以今之法度”。而这,正是《两都赋》宗旨的 集中体现。

    作品的讽喻对象可分为直接针对者和间接讽喻者两类。直接批评的是以西土 耆老为代表的坚持旧京都观的人;间接讽喻的,也是作品最主要的讽喻对象则是 天子及其周围的决策集团。作品盛称洛邑制度之美,固然希望天子不要迁返长安, 而其深层意图在于通过西京与东京的对比,对当前政治有所规谏。他的京都观具 有深刻的内涵,他要用光武帝、明帝在礼乐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引导决策者 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以期在进贤修德,在完善文治方面超越古代圣王。

    在《东都赋》中,他着力描绘了洛阳的法度,也就是后汉的制度之美。他盛 赞光武帝重造纲纪的赫赫帝功,颂扬他迁都改邑的重要决策。作为与西都的巨丽 之美相对比而着力描绘东都法度之美,较多地体现在明帝朝。作品充分肯定明帝 朝崇盛礼乐,修明法度,巡狩万国,稽考声教所取得的成就,在作者笔下,这是 东都区别于西都的主要之点。体现了法度之美的东都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表现出与 西都的差异。在宫室苑囿建设中,它不追求令人登临生畏的崇殿华阙,而是强调 宫室光明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的中和之美;它不追求太液池的波涛浩 淼、昆明湖的茫茫无涯,而要发萍藻以潜鱼,使池沼得以化育生灵。天子定都洛 阳之后的田猎,不是为了“盛娱游之壮观”,而是“简车徒以讲武”;其间也有 浩大的声势、有勇猛的搏杀,但却不是“风毛雨血、洒野蔽天”,不是“草木无 馀,禽兽殄灭”,而是“乐不极盘,杀不尽物”,要在田猎中体现出礼制、法度, 在与西都相同、相近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旨趣。至于“目中夏而布德”,使得 武帝所不征、宣帝所不臣的远人,纷纷来朝;会同之期,盛礼兴乐,庆贺承平, “班宪度”,“昭节俭”,布教化于海内,更是前代无法比拟。在新旧两个都城 的比较之中,作者的政治理想、审美情趣,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他看来,京 都就应该体现出天子的风范,而天子的风范应当集中表现在重声都、崇文德、尚 礼治的法度之中。

    《两都赋》对天子风范的向往和描绘,带有鲜明的理想化的色彩。然而这正 来自他对京都和京都生活的认识和感悟,也是他赋予作品的较高的宗旨。这一宗 旨与其同时代的杜笃、傅毅等人的有关作品相比,无疑要远胜一筹。

    《两都赋》在艺术表现方面吸收了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成功经验,如上下篇相 互对比的结构,主客问答的过渡形式,划分畛域、逐次铺叙的展开过程等,然而, 他的创新也很突出。

    以往的赋,对所不赞成的社会现象常常是极尽铺张描写之能事,而作者的正 面主张则在文章结尾处画龙点晴,这被称为“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在《两都 赋》中,作者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 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作者的主张、见解十分自然地融入对东都各 方面事物的陈述中,表现出他的较为进步的京都观。这是他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 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他推动汉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可贵贡献。在展现京城 的华美风貌时,既有大处泼墨的建章宫崇殿华阙、太液池浩瀚波涛,也有工笔描 摹的昭阳宫墙、椒房玉阶。作品的风格同其所描写的内容契合无间,《西都赋》 汪洋恣肆,气势和华彩充溢其间;《东都赋》则以平正典实见长,法度风范随处 可见。作者大量运用对偶句式也使作品增色不少。

    在以都会或京都为题材的作品中,具有一定的成就并在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的还有张衡(78-139)的《二京赋》。张衡是东汉中期著名的科学家和文 学家,他见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乃拟班固《两都赋》,创作了 《二京赋》。《二京赋》在结构谋篇方面完全模仿《两都赋》,以《西京赋》、 《东京赋》构成上下篇。《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对长安繁盛富丽的称颂,叙长 安地势的有利,建都的必然,然后逐次描绘宫室的辉煌、官署宿卫的严整、后宫 的侈糜,离宫苑囿,华美壮丽。纵猎上林苑,水戏昆明池,无不纵情杀戮以为快 事。其间又穿插商贾、游侠、角抵百戏、嫔妃邀宠等方面的描写,展现出一幅繁 荣富贵、穷奢极侈的京都景象。作品中所铺叙的品物之盛,人们对待物质享乐的 态度,都在极度夸张的描写中见出其荒谬的方面,见出作者的否定之意。《东京 赋》表现安处先生对西京奢糜生活的否定。在对东都城市构筑、宫殿建设的描绘 中,在对朝会、郊祀、祭庙、亲农、大射、田猎、大傩等上层统治者的盛典礼会 的陈述间,使人感受到东汉君主崇尚懿德,修饬礼教,奢未及侈,俭而不陋的礼 治成就。

    《二京赋》中安处先生的两句话:“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 凝聚了作者的创作宗旨。这是较为宽泛的讽喻,意在突出奢与俭的对比。这同班 固的《两都赋》及其前后产生的以京都为题材的作品相比,都有所不同。作者务 求在作品的体制、规模方面超越前贤,在铺陈过程中面面俱到,而不追求素材的 代表性与典型意义。尽管如此,《二京赋》以规模宏大被称为京都赋之极轨,紧 随班固之后,推动了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发展。

    在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作品中,较具特色的作品还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 赋》。《两都赋》、《二京赋》、扬雄的《甘泉赋》都对宫殿的壮丽华美作了生 动的描写,王延寿则在这方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才能。王延寿少有异才,客游鲁, 见汉景帝子鲁恭王所建的灵光殿巍峨壮美,且经王莽之乱后,西京宫室多废坏, 而此殿独存。他既惊愕其崇高壮丽,又慨叹其历劫难而未毁,这成了作者艺术构 思的精意所在。对于宫殿雄伟的外观、豪华的殿内装饰、精巧的栋宇结构,无不 进行细致的描写。尤其是殿内精美绝伦的雕刻、绘画,在延寿笔下栩栩如生。这 篇赋的成功,为延寿赢得了“辞赋英杰”的声誉。

第二节 抒情赋的勃兴

    以赋抒情的传统 纪行赋 述志赋 对人生的理性态度

    以赋抒情,这是汉代作家对屈原艺术创作的直接继承,自汉代初叶,就不断 地有作家将其愤懑、感伤诉诸赋中。只是在西汉时,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 铺陈之作成为赋的正宗,而抒情赋则如涓涓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 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扬雄的《逐贫赋》等,前启后继, 不绝如缕。东汉时期,由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条件的变化,士人处于外戚、 宦官争权夺势的夹缝中,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宣泄其胸 中不平。于是,这涓涓细流逐渐汹涌奔腾起来,蔚为大观。

    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所谓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这类题材源于刘歆 的《遂初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 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和那些铺张扬厉的京都大赋明显不同。纪行赋是汉赋发 展过程中开辟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赋家在抒情言志上别寻新途的一种大胆尝试, 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

    班彪(3-54)的《北征赋》作于两汉交替的动乱之际。班彪在王莽已亡、 淮阳王刘玄失败的时候从长安到天水避难,途径安定郡城(今宁夏固原)时写下 了这篇作品。《北征赋》在体制上对刘歆的《遂初赋》多有摹拟,就途中所见的 历史遗迹抒发自己的感慨,主张以德化边,反对以武御边,并为人民遭受的苦难 而悲伤流涕。这篇赋四句一转,曲尽其意,文辞典雅,颇具情韵。

    班昭(?-120)的《东征赋》是她随其子到陈留时所作,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 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 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 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东汉纪行赋的殿军是蔡邕(133-192)的《述行赋》。

    桓帝时,中常侍徐璜等擅权,闻蔡邕善鼓琴,遂强征其进京。邕不得已而上 路,至偃师,称疾而归。他对朝政废坏、朝中大臣互相倾轧,深致不满,对自己 被牵连进攻治漩涡耿耿于怀。遂以这次被迫赴京所经历的地点为线索,联想起前 代兴亡、善恶之事,抒发了内心的抑郁不平。“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 岂云苟兮。”这正是他沿途所感,也是他取舍往事的原则和创作宗旨。

    在他所走过的洛水两岸,从夏王朝到春秋,有多少逆臣贼子扰乱朝政,旋即 又遭到可耻的失败。佛肸为赵简子管理中牟,却率众以叛;管叔、蔡叔非但不维 护周王室的统治,反而勾结殷商后裔作乱;信陵君杀死晋军主帅,夺取兵权,本 是乱臣,却被误称为贤公子。蔡邕为人们不能看清乱臣的本质而深感不平,而对 那些正道直行之士,他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高度推许。在荥阳为保护刘邦而慷 慨赴死的纪信,在偃师伏剑自刎的田横及其部下,都以浩然正气彪炳千秋,蔡邕 对他们无比景仰。每经过一地,古人的善恶行迹,山河气象的阴晴晦明,他心中 沉重的历史感和对社会现实的关切,都要互相激荡冲溉。压抑在他心中的愤懑不 平,在一地一事一景一物的记述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赋中直接指斥当时的东汉天 子,所表现的胆识超越前人。

    这篇赋感情痛切沉重,幽思婉转。写历史上的人和事,几乎件件指斥现实; 写山河云雨,仿佛句句有所寄托,从而将历史、现实,景物、情感有机地熔为一 炉。赋的前半篇为吊古,后半篇为伤今,层次非常清晰。全篇以秋天的淫雨作为 衬托,气氛悲凉沉重。山行景色的点缀,也写得生动传神。

    述志赋是东汉赋向抒情方面转变的又一新发展。所谓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 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

    冯衍的《显志赋》是东汉早期述志赋的重要作品,这篇赋从他辞官西归长安 故里写起,流露出强烈的不平。冯衍胸怀大志,富有才能,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坎坷终身。赋中叙述了他在个人遭遇、家庭生活、后代早夭等多方面的不幸,既 自责又对未来充满恐惧,接着又在历史的广阔时空中驰骋,把退隐作为自己的人 生归宿。《显志赋》在精神上与屈原相近,但在形式上与《楚辞》类作品又稍有 不同。

    班固的《幽通赋》和冯衍的《显志赋》在基本精神上多有相承,他追述自己 的家族遭乱世而不泯的发展历史,思考自己如何才能继承父亲的遗志,不辱没先 人。他静思冥想,梦与神通,坚信自己对社会、人生变化的幽昧难明之理能够有 所认识。古往今来,事业的兴衰,家庭的成败,接踪继影地出现在他面前。他要 探究其间的所以然,以“复心弘道”,“保身遗名”,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这 篇赋颇多幽深哲理的思考,文风典雅深邃,语言古奥。

    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的当属张衡。

    张衡不仅创作了《二京赋》那样表现出传统特色的京都大赋,同时,他还写 作了《思玄赋》、《归田赋》等抒情之作。和帝、顺帝时,衡以特殊才能受到亲 幸,宦官共进谗言诬蔑之。他每为自己的处境苦恼,经常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 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遂将自己的感受写成《思玄赋》。此赋篇幅较长,采 用骚体句式,表现手法也较多地学习《离骚》。陈述自己遭诋毁却不肯屈从俗辈, 遂驰骋想象,遍访古圣先贤,以探求人生玄妙之理,此赋带有较明显的摹拟成分。

    张衡的《归田赋》则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和艺术才能,使其成为文坛上独领 风骚的作家。仕途的污浊使张衡郁郁不快,想游于纷乱的尘世以外又作不到,于 是他憧憬那与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田园。他构想出一个充满自然情趣的田园景象: “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 关关嘤嘤。”这百草和禽鸟都能任情舒展的田园,这充满勃勃生机的境界,怎能 不令他心驰神往!在这里可以获得赏览自然景物的欢乐,还可以轻松自由地射钓。 他的蓬庐远离尘嚣之外,在这里弹奏前代名曲,读圣贤之书,挥毫奋藻,尽情地 陈述其对人生、社会的感受。他笔下的田园充溢着浓厚的生活兴趣,体现出身心 同外在环境的和谐,同时,也带有鲜明的道家色彩。

    张衡的大多数作品都表现出对现实的否定与批评。他探讨人生玄妙哲理,也 探寻合于自己理想与性格的生活空间。于是,田园的环境、心境,恰与官场、仕 途形成对比。《归田赋》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也同他所展现的内容相称。 作者一反《思玄赋》等作品中的艺术表现习惯,此赋篇幅短小,语言清新自然。 与作品所展现的环境、心情浑然一体。这些特点使《归田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 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同时,它也是汉代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体赋。 无论从张衡的全部创作看,还是从汉赋的发展过程看,《归田赋》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纵观张衡的述志赋,《思玄赋》和《归田赋》尽管表现手示有别,但其精神 实质是一致的。赋中写游仙,写归田,这些描写都是用以排遣精神上的苦闷,并 不是真的以隐逸为归宿。赋家身在仕途,但却蔑弃功名,不为官场的勾心斗角所 困扰,而是向往闲逸,追求人身的自由,这就是《思玄赋》和《归田赋》共同的 心理根源。

    东汉末年,赵壹创作的述志赋别具特色。

    赵壹恃才倨傲,不见容于乡里。曾作《穷鸟赋》,以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自己 像鸟困于樊笼般的窘境和苦恼,也对援救自己的人表达了由衷的感谢。更具有代 表性的作品是他的《刺世疾邪赋》。他把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化为激切的言 词,公诸世人。他用简练的笔把那个污浊的社会现实勾勒出来。“舐痔结驷,正 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他不同于一般文学家那样讥咒前朝,颂美 当今。他指出,德政、赏罚都不足以挽救社会,汉代也并不比秦朝治理得好,反 而每况愈下。他甚至于大胆地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执政”,即最高统治者。“原 斯瘼之攸兴,寔执政之匪贤”。这样勇敢的批判精神和爱憎鲜明的语言,只有赵 壹写得出。他竟然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他 由刺世竟至于发展到同世道绝决的程度。此赋在抒发自己感情时直率猛烈,痛快 淋漓,对时政揭露批判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有似一篇笔锋犀利的讨伐檄文。 这篇作品在体制上活泼自由,不循常规,篇幅短小,语言刚劲朴素,是早期抒情 小赋的名篇。

    汉代的抒情赋通常都是理胜于情,东汉的纪行赋和述志赋也不例外。和西汉 抒情赋稍有不同的是,西汉赋家把“悲士不遇”作为抒情的主题,感慨自己未能 遭逢历史的机遇。而东汉的抒情赋则以知命为解脱,反映出对人生的理性态度, 同时流露出个人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惆怅。

    东汉抒情赋不时出现隐逸倾向,与此同时,积极参与现实,关心国家命运的 思想情感也在涌动。冯衍的《显志赋》仍沉缅于自身不幸的倾述,而对当时乱离 之际的民生苦难却基本没有涉及。班彪的《北征赋》在“游子悲其故乡”的同时, 又“哀生民之多故”,把自身的坎坷和百姓的疾苦联系在一起。班昭的《东征赋》 同样表现出对时政民生的关注。至于蔡邕的《述行赋》,主要着眼点在国家和人 民,而不是自己的遭际。东汉抒情赋也由早期的自怨其生转到为社会伸张正义。 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和蔡邕《述行赋》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作者不仅仅是 申诉自己的不幸,而是自觉为社会伸张正义,表现出强烈的参与现实的入世精神。

 

 

第六章 《汉书》及东汉散文

    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史传散文中,班固的《汉书》和赵 晔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相继出现了以王充《论衡》、 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参与现实的作品。另外,游记、碑文等新的散 文样式也崭露头角,开始成为文体大家庭的一员。从总的趋势看,东汉散文向着 骈俪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少语体散文作家也着意追求通俗易懂、浅显明快的 文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华文风有所矫正。

第一节 《汉书》

    西汉士人宦海沉浮的艺术再现家族兴衰史的展示 李陵、苏武的悲剧人物 形象 精密的笔法 对起始事件的交待 篇末的轶闻逸事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 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 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 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 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 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 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 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 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 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 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 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 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 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 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 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 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 情趣: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 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 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 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 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

    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 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 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 《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 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 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 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 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 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 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记 叙几代人的事迹。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 展示。《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 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汉书》 亦设《酷吏列传》。可是,《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 周文法刻深,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张贺、张安世、张延寿、张千秋, 杜延年、杜缓、杜钦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 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 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 《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暢淋漓,悲剧气氛很重。李陵是位悲剧人物, 传记有条不紊地叙述了外界条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先是路博德 拒绝派兵接应陷入重围的李陵孤军,使李陵兵败,不得已投降;接着西汉朝廷轻 信传言,误认为李陵训练匈奴兵以拒汉军,一气之下将李陵的家口全部处死,从 而使李陵断绝了返汉的念头。班固对李陵饱含同情,不吝笔墨详写李陵孤军深入、 浴血奋战的场面,并对李陵悲剧结局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 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兵败被困时,他先是决心以死报国,口称: “兵败,死矣。”“吾不死,非壮士也。”可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却 投降了匈奴。他在匈奴地域会见汉朝使者时有心归汉,却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 了决心。他受匈奴单于的指派去劝降苏武,遭到苏武拒绝后又自责自省,认为自 己罪孽深重。他先后两次为苏武置酒,一次是劝降,一次是饯行,李陵或是“泣 下沾礻今”、或是“泣下数行”,每次都悲痛欲绝。李陵有着太多的恩怨和遗憾, 他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苏武的形象近乎完美无 缺,然而,他却要遭受种种苦难和折磨,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和李陵相比, 苏武性格刚强,意志坚定,几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 他不肯屈节辱命,引佩刀自决;他怒视义律的剑锋,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 饥饿的严峻考验,“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苏武对西汉朝廷只有 感恩之心,没有相怨之意。李陵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苏嘉、苏贤因侍奉天子 有失而相继自杀,苏武妻改嫁、兒女生死不明。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苏武回 答说:“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 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 父死,亡所恨。”苏武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但从中也折射出 他在家破人亡之际所保持的平静心态。班固正是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 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 握得非常准确。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 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 庄重谨慎。“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 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准确,霍光为人处 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班固对于金日磾亦有类似叙述:“日磾自在左右, 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 上尤奇异之。”通过目不忤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三件事情, 把金日磾的笃慎表现得很充分。霍光、金日磾都以谨慎著称,然而,两人的谨慎 程度又存在差异。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金 日磾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 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书中有如下记载:

    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兒,常在旁侧。弄兒或自后拥上项,日磾在前,见 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谓日磾:“何怒吾兒为?”其后弄兒壮大, 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兒。弄兒即日磾长子也。 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兒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汉武帝视金日磾之子如己子,然而,金日磾并不因为弄兒受到天子的宠爱而 入任自流,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严厉,甚至不惜把和宫女相戏的亲生骨肉杀死, 以绝后患。霍光死后才三年,霍氏便遭灭族之罪。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 作为俘虏留在汉地,最终成为股肱之臣。其子孙历经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 之际,七世为内侍,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对于霍、金两个家庭的不同结局,班固 运用精细的笔法准确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当然,霍氏的覆亡也是强臣震主 所致,对此,书中另有明确的交待。

    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 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西汉旧 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 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 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 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类似的提示语在《汉书》中还有多处,显得非 常醒目。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 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 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 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 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于定国曾任丞相,封西平侯, 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 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 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于定国传记的前面有关于其父治狱的记载,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 治狱一段中,但班固却偏偏置于篇末,显然是精心安排,有意为之。这种篇末讲 述传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写法在《汉书》其他传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与其说是追 述往事,不如说是为所写的人物作一生的总结。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 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 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第二节 《吴越春秋》

    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 荒幻离奇的浪漫色彩 性格刻画和外貌描写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异同及其与吴越文化的关系

    《吴越春秋》是成书于东汉的一部历史散文,赵晔撰。其书今存十卷,主要 叙述吴越争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

    《吴越春秋》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 雏形。全书所叙重要事件都明确标示年代,但实际并不准确,多有讹误。《吴越 春秋》叙事完整,全书以吴越争霸为主线,具体到各章又都有自己的重点,保持 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讲述的故事具有连续性。

    《吴越春秋》的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引人入胜。书中许多故事在正史中有记 载,但作者把它们写入本书时不是原封不动地袭用,而是依据传说或发挥想象, 增加了许多生动的细节。比如,对于伍子胥奔亡过程中的渡江、乞食二事,《史 记·伍子胥列传》总共用了一百余字加以叙述,其中乞食一事尤为简略。到了《 吴越春秋》中,这两件事所占篇幅甚多,长达六七百字。其中渡江一节增加了躲 避侦探、渔父唱歌、芦中待餐的情节,乞食一节出现击绵女形象,并对她的身世 节操加以详细交代。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渔父和击绵女的结局如何,司 马迁没有点明;而在《吴越春秋》中,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为的是保守机密,保 护伍子胥,同时击绵女还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节操。和《史记》的相关记载相比, 《吴越春秋》对伍子胥奔亡一事的叙述不但文字量大增,情节复杂,而且险象环 生,扣人心弦,更富有小说的特征和魅力。《吴越春秋》中的许多情节,是通过 移植联缀而把本来互不相关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但依然给人以真实感,产生震撼 人心的力量。

    《吴越春秋》的许多故事荒幻离奇,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吴越春秋》是 在正史的基础上演绎而成,其中许多人物和事件在历史上确实存在,有其现实基 础;另一方面,《吴越春秋》又吸收许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它的荒幻离奇主 要源于此。在追溯吴越两国祖先时,分别讲述了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和夏禹娶 涂山氏的传说。在吴王占梦事件中,公孙圣因直言不讳被杀,临死前他称自己将 在深山散为声响。后来吴王兵败,在秦余杭山呼唤公孙圣的名字,三呼三应。书 末又称,伍子胥、文种相继被杀后,“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 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这是以浪漫的想 象寄托对伍子胥、文种的同情,他们生而为英雄,死而为神灵,是用沟连人神的 方式为全书作结。卷九的袁公与处女比试剑术场面,袁公飞上树变为白猿,运用 恍惚迷离的笔法贯通物我,模糊了人与兽的界限。类似的超越时空、出入生死的 情节在《吴越春秋》中是大量的,开志怪小说的先河。

    《吴越春秋》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书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如伍子胥、范蠡、 勾践等人都写得很成功,个性非常突出,尤以伍子胥的形象最为丰满。他奔亡吴 国之后,前期小心谨慎,后期成了托孤老臣之后,则直言强谏,出语激切,写出 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吴越春秋》特别注重对于人物形象的外貌描写,以此突出 人物的个性特征。伍子胥“身长一丈,腰十围,眉间一尺”,是位伟岸的男子汉 大丈夫。刺杀吴王僚的专诸“确颡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是不怕艰险的勇士模 样。白喜(伯嚭)“鹰视虎步”,以此突出他的专功擅杀之性。类似的外貌描写 在此之前尚不多见,它对后代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有很大影响。

    东汉的另一部历史散文《越绝书》的许多内容和《吴越春秋》相同,二者可 以相互印证。区别在于,《越绝书》各篇之间不是连贯的故事,而是独立成篇, 显得比较松散。除讲述历史故事外,中间还有地理、占气等方面的专章,给人以 驳杂之感。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以吴越争霸为主要线索,又都是出自吴越文士 之手,因此,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的特点。吴越之民重剑轻死,信巫淫祀, 这两部历史散文中曲折的故事情节、荒幻的神话传说、强烈的复仇意识和崇武尚 勇的义侠形象,无不和吴越文化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这两部作品是吴越文化的 重要载体。

第三节 《论衡》和《潜夫论》

    《论衡》的选材 疾虚妄的写作宗旨 王充的论辩方式 《论衡》的局限性《潜夫论》的批判精神和文风特征 东汉碑文和游记

    在东汉的政论散文中,王充(27-96?)的《论衡》从内容到表述方式 都别具一格。

    王充出自细族孤门,加之仕途坎坷,因此形成了自觉的批判意识,一生志在 纠正世俗的虚谬。《论衡》是他的发愤之作,正如该书《对作》篇所说:“是故 《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 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 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王充撰写《论衡》的目的是要使语言的表 达轻重得体,合乎实际,提出辨别真伪的标准,该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 种作用。

    《论衡》全书85篇,现存84篇,缺《招致》篇。从开始的《逢遇》篇到 《物势》篇共14篇,选材角度较新。汉代的政论散文多从治国修身笃学方面切 入,这个传统在西汉初年贾谊那里就已经奠定。后来扬雄的《法言》、桓谭的《 新论》基本都是这方面的内容。王充对扬雄、桓谭都很推崇,但《论衡》上述1 4篇专论在内容设计上却颇具匠心,不与前人雷同。王充不是泛论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道理,而是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 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都是围绕着自身的困扰而展开。 这些专论体现了王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同时又流露他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和 《荀子》的某些篇章有相似之处。

    最能代表王充疾虚宗旨的是“九虚”、“三增”、《论死》、《订鬼》诸篇, 该书《对作》篇称:“苦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 也。”这些篇章所论述的都是世俗迷妄已久、沉溺最深的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 广泛,其中包括史书虚妄夸大的记载、天人感应之说、灵魂不死观念等。王充不 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的虚妄之说,而且对圣贤之言、经典之文也多有辩驳, 指出其夸大失实、不尽可信之处。

    《论衡》一书是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作者用事实说话,援 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在此过程中,或同类相证,或巧 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 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了论证得透彻充分,每篇都反复诘难,多 方发挥,文风雄辩,然而儒者病其芜杂。

    《论衡》一书的文字比较接近汉代口语,既准确精练,又通俗易懂,和当时 那种“深覆典雅,指意难睹”赋颂迥然不同。《论衡》的用词朴实无华,不重雕 琢,在当时文风日趋骈俪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王充的行文不摹拟前人,完全根据 内容的需要组织文辞,富有创新精神。

    王充在《论衡》一书的《艺增》、《超奇》、《佚文》、《对作》、《自纪》 诸篇中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学观点,这些理论和他写作的倾向是一致的,二 者可以相互印证。

    《论衡》一书以疾虚妄为宗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原因,其中 也有许多局限。王充对神学目的论持否定态度,不承认有意志上帝的存在,但仍 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时数的支配;他不认为人可以长生不 死,却相信观察骨相气色的相面术;他不承认有雷公龙神存在,但对民间的求雨 术却表示认同。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在《论衡》一书中还有许多。王充的理论建 立在朴素直观的基础上,一旦论述的对象超出他的生活经验,就难免在求实上出 现不彻底性。

    王符的《潜夫论》和王充的《论衡》都成书于东汉中期,也是一部愤世嫉俗 之作,对当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时弊。在议论 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笔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考绩》篇写道: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 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 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

    汉代用人制度有诏举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有道、贤能、直言、敦朴、 质直、清白等科目,王符认为群僚举士名不副实,于是把应举科目和所举之人的 品格才能用对比鲜明的反义词逐一加以标示,句法整齐,揭露得非常深刻。桓、 灵时童谣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 怯如鸡。”这首童谣和王符的上述话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王符是用相反的概 念构成强烈对比,童谣则是使鲜明的形象和徒有的虚名造成巨大反差。《务本》 篇写道:“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 王符批判靡丽浮华的文风,《潜夫论》一书的文字皆朴实无华,准确简练。书中 虽不时显露批判的锋芒,但以温雅弘博见长,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和王充的《论 衡》稍有不同。王充、王符以及后来的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而又 各有自己的特点。

    东汉政论散文继承了西汉的传统,但文章气势不如西汉。而叙事散文和西汉 相比,在样式上则有所突破,出现了成熟的碑文和游记。

    东汉碑文和秦代刻石铭文有渊源关系,但东汉碑文不像秦刻石铭文那样凝重 呆板,而是不时有清丽之作。崔瑗的《河间相张平子碑》用简洁的文字展示张衡 的学问品格,文采斐然。胡广的《征士法高碑》短小精悍,多用偶句,妙语天成。 蔡邕的碑文在东汉最为著名,成就尤高。三胡碑虽然都是为胡广所撰,但能变化 体势,不相重复。他的碑文能写出人的各自特征。杨秉是危世抗节之臣,为他写 的碑文直录其事,富有生气。杨赐有清操懿德,深通《尚书》,碑文也就本于经 术,气象渊静。《郭有道碑》和《陈太丘碑》是蔡邕碑文的代表作,历来受人称 道。碑主郭泰、陈寔都是汉末名士,郭泰终身不仕,陈寔先仕后隐。这两篇碑文 没有败笔,时见道气,读其文如见碑主其人。东汉后期盛行品鉴人物的风气,蔡 邕身为士林领袖,也参与了对名士的评议,他是从人物鉴赏的角度撰写碑文,这 和后代那些专门用于树碑立传的文字有所不同,其文学价值也就在于此。

    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游记。该文记叙建武三十二 年(56)的封禅活动,虽然是按时间顺序依次写来,但其中时有精彩的景物描 写,攀登泰山的艰险场面也写得很传神。这篇游记对泰山的人文景观、封禅仪式 也多有交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后来的《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在笔法 上和这篇作品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七章 东汉文人诗

    进入东汉以后,文人诗歌创作出现新的局面,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 诗歌样式,完整的七言诗篇也开始产生。东汉文人诗多数独立成篇,还有一些附 在赋的结尾,作为赋的一部分而保存到今天。赋末附诗,始见于东汉,后代多有 仿效。东汉文人五言诗,有的作者明确,也有相当一部分未著录作者姓名,或虽 标出作者姓名但存疑颇多,后二者就是文学史上的“古诗”和“苏李诗”。

第一节 班固、张衡、秦嘉的诗

    班固诗与张衡诗:质朴和典丽 秦嘉诗: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其内容是西汉缇萦救父 一事。这首诗先叙太仓令有罪,被押送到长安城。次写缇萦闻父言而沉痛,遂诣 阙陈辞。然后写汉文帝生恻隐之心,下令废除肉刑。结尾是班固的感慨,赞扬缇 萦胜过男兒。《咏史》诗按时间先后依次道来,以叙事为主,而不是像后代有些 咏史诗那样重在议论抒情。班固是以写纪传体史书的手法创作《咏史》诗,用辞 质朴,渲染修饰成分很少。此诗当是班固晚年下狱时所作,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感 慨。

    班固的五言诗除《咏史》外,还有收录在《太平御览》中的几句佚诗。桓谭 《新论·琴道》篇经班固续修而成,其后半部分也有类似五言诗句组成的段落。 这几篇作品的风格和《咏史》基本相同,都以叙事为主,写得质实朴素。

    班固的《竹扇赋》今存残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原来当是系于赋尾。这 首七言诗叙述竹扇的制作过程,它的形制、功用,遣词造句质朴无华,浅显通俗。

    班固是东汉较早创作五、七言诗的文人,他对这两种新兴诗体持认同态度, 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班固很大程度上是以史学家的笔法写五、七言诗,都以叙 事为主,即使像《咏史》这样最适合于抒情言理的作品,依然重在陈述史实。他 的五、七言诗和系于《东都赋》的五首四言及骚体诗有质、文之别,前者质朴, 后者典雅。究其原因,就在于班固对四言和骚体这两种传统的诗歌形式掌握得很 娴熟,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故能充分体现文人本色;而他对于五、七言诗则比较 生疏,还处于模拟阶段,作品风格也相应朴素质实。

    张衡是在班固之后继续创作五、七言诗的著名文人,并且取得重要成就。他 的《同声歌》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在东汉文人五言诗中别具一格。这首诗通 篇假托新婚女子口气自述。先叙自己新婚之夜又惊又喜的心情,“情好新交接, 恐忄栗若探汤。”把新婚女子的好奇、胆怯写得非常传神。最精彩的是中间部分, 新妇不直说自己如何勤劳能干,而是声称从调理饮食到助祭神灵这些事情她都愿 意承担。她不明说自己对丈夫如何爱恋,而是作了如下表白:“思为莞蒻席,在 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新妇对丈夫体贴入微,关怀备至,通过 形象的比喻,把自己美好的心愿婉转地传达给对方。结尾部分展示自己的美好体 态和新婚之乐,较之前面更加大胆、坦率。《同声歌》明显借鉴了民歌的表现手 法,措辞奇妙,兴寄高远。

    张衡的《四愁诗》是经过改造的骚体,是骚体整齐化之后而形成的七言诗。 全诗皆为七言句,除每章首句中间有“兮”字外,其余都是标准的七言诗句。全 诗四章,按东南西北顺序依次展开。美人赠给他金错刀、翠琅玕、貂襜褕、锦绣 段,诗人想以英琼瑶、双玉盘、明月珠、青玉案作为回报。然而,不是山高水深, 就是路险天寒,使他无法前往美人所在之处,难以如愿以偿,内心烦乱忧伤。这 首诗有政治上的寄托,得《离骚》之神韵,是后代七言歌行的先声。

    附于张衡《思玄赋》结尾的也是一首七言诗。这篇作品抒发人生有限而河清 之世难待的苦闷,诗人想“超逾腾跃绝世俗”,但是“天不可阶仙夫稀”,不得 不返回现实世界继续求索。

    张衡的五、七言诗在技巧上较之班固有明显提高,他运用这两种新的诗歌样 式已经得心应手,或缛丽长美。班固五、七言诗继承的是前一种风格,张衡的五、 七言诗则沿着缛丽华美的方向发展。班固的五、七言诗以叙事为主,张衡的五、 七言诗则长于抒情。自张衡始,东汉文人五、七言诗形成了以抒情为主的基本走 势。

    秦嘉的《赠妇诗》三首,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秦嘉、徐淑夫 妇经历过缠绵悱恻的生离死别,他们的诗文赠答也成为文学史上流转的佳话。秦 嘉的《赠妇诗》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第一首写秦嘉即将赴京之际遣车迎妇,徐 淑因病不能返回面别,使秦嘉伏枕辗转,彻夜难眠。第二首写秦嘉想要前往徐淑 处面叙款曲,终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成行。第三首写启程赴京时以礼物赠遗徐 淑,遥寄款诚。秦嘉在抒发难以排遣的离愁别绪时,把夫妇情爱放到彼此的人生 经历中加以审视,点出少与多、早与晚这两对矛盾:“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 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 不足。”秦嘉抛别病妻远赴京城,使他们迟到和本来就深感不足的欢乐被生生剥 夺,变得欢乐愈少,忧愁更多;艰难再次提前降临,欢会的日子不知推迟到何时。 三首诗都有对车驾的描写,用来衬托诗人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遣车迎子还, 空往复空返”,传达的是失望之情;“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表现的是临 路怅惘、徘徊不定;“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暗示车铃催促启程,流露出 无可奈何之情。

    秦嘉的《赠妇诗》是一组艺术成就较高的抒情诗,是汉代文人五言抒情诗的 成熟之作。从班固到秦嘉,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发展,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进 入繁荣期。

第二节 郦炎、赵壹、蔡邕的五言诗

    诗坛新风的出现 怀才不遇的感慨 对比鲜明的批判 全身远害的忧患意识 乱世文学

    桓帝以前,东汉文人诗歌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由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 折,但诗歌的基调一直未见太大的变化,保持前后的连续性。班固、张衡、秦嘉 的五、七言诗均无过分激烈的言词,更没有惊世骇俗之语,表现的是温柔敦厚的 中和之美。东汉末年则不然,主要活动在灵帝时期的几位著名诗人都有不幸的遭 遇,他们的诗歌也呈现出和班固、张衡、秦嘉等人迥然有别的风貌。他们通过自 己的控诉、呐喊,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东汉文人诗的最后阶段,是以对现实的 猛烈批判而告终。

    郦炎的作品今存五言体《见志诗》二首,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传达出遭受 压抑的不平之气。第一首诗通篇坦露自己高远的志向,他要“舒吾陵霄羽,奋此 千里足”,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诗人不相信命运,认为通塞由己,无须占 问。他以陈平、韩信这些起于微贱而终成大业的历史人物自励,有一种纵横物表、 不受任何羁绊的气势。第二首诗的格调不如前篇高昂,显得有些低沉。诗人的志 向是高远的,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却是坎坷的,非但得不到重用,反而连续遭 受摧残,这使他想起年轻有为而被朝廷宿臣压制排斥的贾谊。他以美玉和千里马 自况,慨叹遇不到卞和、伯乐。这两首诗前后形成鲜明对照,由此出现巨大的感 情落差,前面是气冲霄汉,后面则情绪低沉。两首《见志诗》成功地运用比喻和 象征手法,具有深刻的意蕴。前首诗以修翼、远趾、陵霄羽、千里足等词语构成 连绵意象,把自己比作一飞冲天的巨鸟和驰骋千里的骏马。第二首则以灵芝困于 洪波、兰荣摧于严霜象征志士遭受压抑,词多托寓,感慨颇深。

    赵壹的《疾邪诗》二首均是五言,附在《刺世疾邪赋》之后,以秦客、鲁生 对唱的形式出现,二人各申己志。第一首诗以“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开头, 表示他对东汉王朝的彻底绝望。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两首诗通过鲜明的对比,暴 露黑暗,指斥时弊。“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这是批判贿赂公行,取士用 人看重钱财而轻视学问。“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这是揭露取士用人不注 重品德,致使谄媚之徒受重用,耿直的人士被摈弃,前者升堂而坐,后者倚门而 立。“势家多所宜,颏吐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这是控诉权势成 为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从而出现善恶颠倒,正义和真理被扭曲的反常现象。赵 壹的《疾邪诗》所表达的感情在东汉文人诗中最为激烈,他不是普通的哀怨,而 是充满愤怒;他不是一般的愤世疾俗,而是刺世疾邪,具有东汉党人的婞直之 风。

    蔡邕的《翠鸟诗》是乱世文人全身远害心态的写照。在这首寓言诗中,蔡邕 为翠鸟构想出一个有限、然而可以托身的空间。庭前的若榴树生着绿叶红花,翠 鸟在这里能够振翅修容。它是从猎人追捕下逃脱出来的幸存者,愿意把自己的生 命托付给若榴树的主人。翠鸟暂时找到栖身之地,但仍然是寄人篱下,并且对以 往被人追捕的遭遇心有余悸。这首诗是蔡邕自身经历的形象反映,从中可以看出 汉末文人身处乱世的惶恐之情。

    郦炎、赵壹、蔡邕的上述五言诗都作于灵帝时期,具有典型的乱世文学的特 征。蔡邕的《翠鸟诗》流露出深重的忧患意识,诗人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提心吊 胆地生活。郦炎、赵壹的四首诗都以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为宗旨,表现 出沉重的压抑感和强烈的抗争意识,汉代作家独立的人格再次放射出光芒。诗人 的境遇是不幸的,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也更能切中时弊,触及要害。郦炎、 赵壹的作品不再像前期文人诗那样蕴藉含蓄,缓缓道来,而是大声疾呼,锋芒毕 露。后来建安文学梗概多气、志深笔长的特点,在灵帝时期的文人五言诗中已显 露端倪。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

    游子思妇的万般情怀 人生哲理的揭示 痛苦的体验和独特的感受 起兴发 端艺术 审美境界和语言技巧

    《古诗十九首》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但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古诗十九首》 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古诗十 九首》的好几篇作品在意境和用语上与秦嘉的《赠妇诗》多有相似之处,二者产 生的年代不会相去太远,《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

    《古诗十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 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二者相互补充,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游子思妇各种复杂的思想情感,在中国古代具有普 遍性和典型意义,千百年来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他乡,胸怀故 土,心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释的思乡情结。《涉江采芙蓉》的主人公采撷 芳草想要赠给远方的妻子,并且苦苦吟叹:“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 离居,忧伤以终老。”《明月何皎皎》的作者在明月高照的夜晚忧愁难眠,揽衣 徘徊,深切地感到:“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天涯芳草,他乡明月,都没 有给游子带来的心灵的慰藉,相反,倒是激发起难以遏制的思乡之情。游子思乡, 这是人类普遍的情感,在农业文明时代体现得更为明显。不过,在以往的史传文 学作品中,人们经常见到的是富贵以后流露出的乡情,衣锦还乡的热烈场面。《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失意士子,他们在穷困潦倒之际所弹奏的思乡曲,语悴 情悲,充满天涯沦落人的凄楚,引来的是同情和怜悯。游子思乡作品在《诗经》 中有多篇,《诗经》中游子的思念对象有他们的妻子,但更多的是想到父母双亲, 桑梓情中渗透亲子之爱;《古诗十九首》思乡焦点则集中在妻子身上,思乡和怀 内密不可分,乡情和男女恋情是融汇在一起的。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数是宦游子弟,他们之所以离家在外,为的是能够 建功立业,步入仕途。对此,诗人反复予以申诉。《今日良宵会》写道:“何不 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这是要在仕途的激烈竞争中 捷足先登,占领显要的职位,摆脱无官无职的贫贱境地。《回车驾言迈》亦称: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位作者已经不 仅仅满足于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而且还追求自身的不朽价值,通过扬名后世使生 命具有永恆的意义。两汉乐府诗除了叙事诗外,也有一定数量的抒情诗,并且在 格调上和《古诗十九首》相近。但是,像上述两首诗这样表现积极用世精神的作 品很难找到。把士人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理想用如此坦率的语言表达出来,在 《古诗十九首》之前的诗歌作品中尚不多见。

    游子宦达的成功率很低,多数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作为仕途上的失败者, 各种想法也就随之产生,他们要在其他方面寻找慰藉,用以保持心态的平衡。《 古诗十九首》作者的人生意识是清醒的,他们不相信成仙术,头脑里没有长生不 死的彼岸世界,只想在现实中过得更快活、更自在。于是,他们“荡涤放情志” (《东城高且长》),去追求燕赵佳人。《驱车上东门》也写道:“服食求神仙, 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是说要以美酒华服来消磨人生,同 样表露得非常坦率。由于仕途的挫折,这些士子人生追求的层次由高向低跌落, 从努力实现人生不朽到满足于耳目口腹之欲,他们是在寻求某种补偿,话语虽达 观,深层的悲哀仍然可以感受到。

    《古诗十九首》所展示的思妇心态也是复杂多样的。盼望游子早归,这在《 古诗十九首》众多的思妇诗中没有一首例外。然而,盼归而不归,思妇的反应却 大不相同。有的非常珍视自己的婚姻,对游子的爱恋极深,远方捎回书信,她会 置之怀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远方寄回一端绮,她会裁制成 象征夫妻恩爱的合欢被(《客从远方来》)。有的觉察到“游子不顾返”的苗头, 思妇日感衰老、消瘦,只好宽慰自己“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也有 的思妇在春光明媚的季节经受不住寂寞,发出“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 的感叹。这些思妇诗的作者未必都是女性,大部分可能是游子揣摹思妇心理而作, 但都写得情态逼真,如同出自思妇之手。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重在表现思妇独 处的精神苦闷,她们担心游子喜新厌旧,担心自己的真情不被对方省察,担心外 力离间。《古诗十九首》中思妇和游子的形象都是孤独的,不过,和游子相比, 思妇显得更加孤独。游子有良宵会、有赏歌听曲的机会,还可以驱车出游,而思 妇却只能徘徊院庭,空室长叹,她们难言的寂寞经常是靠泪水冲洗。

    《古诗十九首》所出现的游子思妇,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他们既有合乎 传统礼教的价值取向,又有世俗的人生选择;时而有违礼之言,但见不到违礼之 行,不及于乱。游子即使决心“荡涤放情志”,一旦真的面对燕赵佳人,又“沉 吟聊踯躅”。(《东城高且长》)妙龄女子先是埋怨对方的迎娶过迟,但随即又 表白:“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冉冉孤生竹》)如果说游子从立功立 名转向佳女美酒体现了古代失路士人的普遍趋势,那么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的 做法,则是东汉士林风气的折射。

    《古诗十九首》展示了游子思妇的复杂心态,它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在古代具 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同时,这些作品还透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诗的作者 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 古诗十九首》涉及以下关系:

    永恆与有限的关系。人生有限的感慨,自古便已有之。《古诗十九首》和以 往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是把人生的短暂写得特别充分,特别突出,给人以转瞬 即逝之感。在表现这一主题时,诗人采用两种手法,一是写物长人促,人和物的 异质,以外物的永恆反衬人生的有限。所谓“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 车驾言迈》)就是把人和金石视为异质,以金石的坚固反衬人的寿命短暂。《青 青陵上栢》、《驱车上东门》都是把永恆之物和有限的人生相对照。《古诗十 九首》有时也写物我同构,外物和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多首诗篇出现的节序之 感,都是推物及人,点出人生的短暂。

    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行行重行行》和《冉冉孤生竹》皆为女词, 其中都有“思君令人老”之语,前者是思妇的叹息,后者是待嫁女子的怨艾。这 两位主人公都因婚姻变故而有迟暮之感,流露出青春易逝的惋惜。她们不是随着 岁月的流逝自然衰老,而是思念使得芳华早逝,这就更令人悲哀。“思君令人老” 是痛苦的人生体验,在它背后隐藏着许多潜台词。《古诗十九首》中男主人公的 羁旅情怀,也不时有早衰、速老的感慨。抑郁、思念使他们的生命周期缩短,衰 老的速度加快,诗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忧郁与欢乐的关系。人的忧和乐相反相成,经常纠缠在一起。《古诗十九首》 的作者揭示了忧与乐的这种关系,并提出一种消极的解脱方式。“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这是嘲笑有些人活得太累,人生有限而忧愁无限,难免如负重物, 压得喘不过气来。诗人提出的解脱办法是及时行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生年不满百》)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要秉烛夜游。诗人是从精神解脱的高 度看待及时行乐,对物质条件并不十分注重。良宵聚会,新声逸响固然“欢乐难 具陈”(《今日良宵会》),就是斗酒相娱乐,也不觉得菲薄。即使是“驱车策 弩马”,也不妨到洛阳、南阳这样繁华的都市游戏一番。(《青青陵上栢》) 他们是得乐且乐,化忧为乐,甚至是以忧为乐。

    来去亲疏的关系。“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去者日以疏》),这是 诗人见到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所产生的感触,也是对人际关系富有哲理的概 括。诗人是从去来相继、新陈代谢所形成的历史长河中看待亲疏的推移变化,揭 示出时间之流给人带来的角色转换。其实,不仅生者与生者相亲,生者与死者疏 远,就是在生者之间亦有来去亲疏之异,相亲而来,相弃而去,友则相亲,弃则 相疏,此亦人情世态之常理。《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等诗篇对此作了 形象的表现。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为羁旅他乡的游子,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们在诸多 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敏锐的节序感。《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对季节的变化特别敏感,这些作品中 明确标示出季节的有6篇,其他以物侯暗示节序的诗篇亦为数不少。上述两项加 在一起,占据19首诗的绝大部分。那些或明或暗标示节序的物象不是孤立地置 于作品中,而是作为激发诗人情感的对象出现,同时也是表达情感的载体。诗人 以感伤的情调回应季节的变化,不同季节的多种物候都被轻烟薄雾般的愁思所笼 罩。萧瑟的秋风固然引起游子的苍凉之感,就是“东风摇百草”的春天,在他们 心中产生的也不是欢快喜悦,而是“所遇无故物”(《回车驾言迈》)的失落和 孤独。至于闺房思妇,更因春天的到来而牵动愁肠。

    微妙的空间感。《古诗十九首》所展开的空间方位是多维的,诗人把自己置 于不同的空间位,产生许多微妙的感受。“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客从 远方来》),这是远距离的心灵沟通,是天涯咫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迢迢牵牛星》),这是近距离的感情交流受阻,是咫尺天涯。诗的作者多是 行旅之人,饱尝长途跋涉的艰辛,所谓“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回车驾 言迈》),就是通过展现空间距离的遥远,抒发未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惆怅,道路 的漫长暗示宦游的渺茫前程。诗人旅居他乡,四处漂泊,他们本身是离家而去的 远行客,对于人生也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加以描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青青陵上栢》)这是以远距离的行走比喻人生的历程,人生短暂感和距离 遥远感交织在一起,时空贯通而又背反。

    深切的世态炎凉感。《古诗十九首》的许多作者寓居他乡,饱经忧患,他们 需要同情和帮助,对人间冷暖的感受特别深切。《西北有高楼》的作者被楼上飘 下来的歌声所吸引,心有所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把歌者设想成 一个失意之人,自命为歌者的知音,和对方同病相怜,实际是慨叹知音难遇。《 明月皎夜光》是有感于朋友间的友谊不牢固而发:“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富贵易交,严重伤害了那些仕宦无门的游子,他们 本已脆弱的神经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抚今追昔带来的只有悲伤和怨愤。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它长于抒情,却不径直言之,而是委 曲宛转,反复低徊。许多诗篇都能巧妙地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情明理。用 以起兴发端的有典型事件,也有具体物象。《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选 择的都是采择芳条鲜花以赠情侣的情节,只不过一者是远在他乡的游子,一者是 独守闺房的思妇。以物象起兴发端多选择和时序相关的景观,抒情主人公或遇春 草,或临秋风,有的眼望明月,有的耳听虫鸣,由这些具体物象引发出种种思绪。 以事件起兴发端的诗篇,往往顺势推衍成一个故事。《孟冬寒气至》和《客从远 方来》都以女主人公收到远方寄来的物品发端,然后写她们对游子的信件和礼物 如何珍视,或精心收藏,或巧加裁制。以具体物象起兴发端的诗篇,则由这些物 象构成优美的艺术境界。《古诗十九首》以写景叙事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 水到渠成,而且又抑扬有致。

    《古诗十九首》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 艺术境界。《凛凛岁云暮》和《明月何皎皎》都是典型的写境,抒情主人公一为 思妇,一为游子。思妇在岁暮给远方游子寄去衣被,自己也思绪如潮。她在梦中 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良人”,并且携手同车而归。然而,未及同床共枕,游子便 倏忽离去。思妇醒后回忆梦境,徙倚感伤,一洒相思之泪。《明月何皎皎》则是 以夜晚独宿为背景,抒发游子的思乡之情。这两首诗基本是写实之作,构成的意 境却是如幻如梦,朦胧而又深沉。《西北有高楼》的抒情主人公先是听见高楼飘 来的乐曲,接着品味曲中的慷慨和悲哀,最后幻想“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从空中逸响写起,又以奋翅高飞结束,诗中多想象之词,构成的是恍惚空灵的境 界。《明月皎夜光》以月光星象发端,又以南箕北斗和牵牛星徒有其名为喻而结 束,中间穿插富贵易交一事,整首诗都给人一种寒凉凄清之感,作者的造境技巧 是非常高明的。《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主人公绝大多数都在诗中直接出现,《迢 迢牵牛星》是个例外,全诗通篇描写牵牛织女隔河相望而无法相聚的痛苦,把本 来无情的两个星宿写得如同人间被活活拆散的恩爱夫妻。诗中无一句言及自身苦 衷,但又无一语不渗透作者的离情别绪。

    《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钟嵘《诗品》卷上称它“惊心 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古诗十九首》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 用最明白晓暢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浅浅寄言,深深道款,用意曲尽而造语新警, 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又是浓缩的、积淀已久的, 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丰富的表现力。诗中有许多名言警句,简洁生动,哲理深而 诗意浓。《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如山间甘泉,如千年陈酿,既清新而又醇厚,这 得益于诗的作者对于各种语言融汇消化能力。诗中有许多日常用语,虽造语平淡 却有韵味。诗中化用了许多古代典故,却不给人以晦涩生硬之感。至于《青青河 畔草》、《迢迢牵牛星》两诗叠字的巧妙连用,《客从远方来》诗中双关语的自 然融入,又颇得乐府民歌的神韵。

    《古诗十九首》在各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古人对它给予很高的评价。刘勰 《文心雕龙·明诗》谈到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古诗”时称:“观其结体 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古代作家喜爱《古 诗十九首》,并自觉地学习、借鉴它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甚至加以模拟,曹 植、陆机、陶渊明、鲍照等人都有这方面的作品传世。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论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 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 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 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 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 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 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 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 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 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 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第一节 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文学自觉的标志 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 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纂 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新的文学思潮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 ぶ《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 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 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 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 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 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 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 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 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 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 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渭之笔。吟咏风谣,流 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 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 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 说的文学了。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 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 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 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 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 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 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 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 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 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 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 《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 《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 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 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 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 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 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 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 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 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 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 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 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 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 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 志。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 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 评的风气更加兴盛。(魏)刘卲(或作“劭”、“邵”)的《人物志》总结了鉴 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宋)刘义庆《世说 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 的生动事例。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 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 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 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品藻》)“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 月柳。’”(《容止》)《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 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其中 最常见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 下风、玉树、玉山、云中白鹤、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 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 “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 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 画品录》,就是明证。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 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在以下 两个方面: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关于外部原因,它认为: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 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关于内部规律,它总结为“通”和“变”(《通变》), 也就是继承和创新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刘勰在《明诗》等篇中论述了一些文体在 历代的演变过程,《才略》则评论了历代的作家,这些论述已成为后人研究文学 史的重要参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 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关于创作论, 陆机在《文赋》里就有深入的探讨了,特别是对驰骋想象,捕捉形象,发挥独创 性,以达到“意称于物”这个过程,描述得相当精彩。在《文心雕龙》中创作论 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体性”、“风骨”、 “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 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总集的编纂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 李善注《文选》六十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 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此书的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 七、、诏、册、令、教、文等37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 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等许多小类。其中诗占了将近13卷的篇幅,共33 4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从萧统所选诗歌可以看出,他带有较大的宽容性, 他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 眼光看来他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 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 高的眼光。陶渊明入选8首,鲍照入选18首,他们在《文选》中得到这样高的 地位,说明萧统是一位很有文学眼光的选家。《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 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 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 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 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 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 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 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 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 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 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 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 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 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 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 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 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 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 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 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 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 达到了高峰。

    

第二节 动乱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

     乱世与乱世文学 文人多遭杀戮的命运 药与酒:生死主题、求仙主题、 隐逸主题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 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 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 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 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 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 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 的生命。这种在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 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千里无鸡鸣”说出人烟的 荒凉,“生民百遗一”说出人口的锐减。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说:“徘徊 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 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写到整个村庄的灭绝。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 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 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 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 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 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 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 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 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 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 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 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 《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 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 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 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 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 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 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 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 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 《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 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 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 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 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 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 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楚辞》中的《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 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 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 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游仙诗》,已经 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 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 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 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汉代张衡的《归田赋》, 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到了魏晋以后,沿袭《招隐士》的作品有左 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沿袭《归田赋》的作品有潘岳 的《闲居赋》。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 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锺嵘《诗品》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 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隐逸主题的兴起与 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 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第三节 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士族与庶族的对立 寒士的不平 文学家庭 宗教与伦理

     早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专攻一经, 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察举、征辟中得到优先,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 据了特殊地位的阶层。士族的势力在曹操掌权时一度受到抑制,到了魏和西晋重 新兴起。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因为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 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局面。士族子弟经过中正品第入 仕,形成世代相传的贵胄;而寒门庶族几乎失去了入仕的机会。进入东晋,士族 门阀的势力更加强盛,特别是一些高级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形成“王与马,共 天下”(《晋书·王敦传》)的局面。这种门阀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在 东晋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到了南朝,士族势力衰微,遂又回到皇 权政治。

     门阀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进之路,一些才高的寒士自然心怀不平,士族和庶 族的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也就成 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色。其实寒士的不平早在战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就有所 反映了,《楚辞》宋玉《九辩》:“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算是他们最早 的呼喊。《古诗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 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则反映了寒士希望改变其地位的要求。魏晋南 北朝时期,在门阀制度下,寒士的不平更为强烈,在诗中的呼喊之声也就更为高 亢。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形象地反映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情况。其六写出自己这一介寒 士的高傲:“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其五最后 两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则充分表现了寒士的气概。鲍照也将寒士的 不平倾泻到诗中,如“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 躞垂羽翼”(《拟行路难》其六)。

     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三曹(曹操及其子曹丕、 曹植);阮瑀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绍、绍从子嵇含;三张(张载及其弟张 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及其从子潘尼);傅玄及其 子傅咸;谢安及其孙谢混,谢混及其族子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灵运及 其族弟谢惠连、其同族的谢朓;萧衍,其子萧纲、萧绎。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与 门阀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文学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与政治的权力 一起世代相传。文学家族在魏晋两代尤盛,南朝以后逐渐减少,这与南朝门阀势 力的逐渐衰微的趋势是一致的。

     重视门第的风气在文学作品中还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在魏 晋南北朝的诗中,有一些追述或炫耀自己宗族门第的作品,在那些表现伦理关系 或规诫子弟的诗中也往往带有追述先祖功德的内容,以及绍续家风、重振家业的 愿望和使命感,而且多用典雅的四言形式写成。例如:王粲《为潘文则作思亲诗》, 曹植《责躬》,潘岳《家风诗》,陆机《与弟清河云诗》,陆云《答兄平原诗》, 左思《悼离赠妹诗》,潘尼《献长安君安仁诗》、《赠司空掾安仁诗》,谢混 《戒族子诗》,陶渊明《命子诗》、《赠长沙公诗》等。有趣的是进入南朝以后, 随着士族的没落,这类诗几乎不见了,谢灵运的《述祖德》五言诗二首算是例外。

    

第四节 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摆脱两汉经学的束缚 自然与真 言意与形神 魏晋风流:颖悟旷达真率之 美 从玄言到理趣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 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 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 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 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 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 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 意忘言的一派。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 “自然”,不是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 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中对老庄的自然之义 有进一步的发挥。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一个 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也不是道使 然的,是它们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 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 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见于《论语》和《孟子》, 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庄子》对 “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 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 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 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圣人不过是谨慎地 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而已。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 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这样看来,“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 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 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自然”和 “真”,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虽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体 现着这种美的陶渊明的出现,以及嵇康、阮籍、锺嵘、刘勰、萧统等人关于“自 然”和“真”的论述,却对此后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极深远的影响。嵇康和阮 籍本身就是玄学家;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玄学有很深的关系。 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并 把他的自然和真视为文学的极致,证明了玄学对文学产生的积极影响。

     言意之辩讨论的内容是言辞和意旨之间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 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荀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认为 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以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 的局限。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论,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 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存意 的象。如果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到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到象。要想真正得到 意必须忘象,要想真正得到象必须忘言。言不尽意论对创作论有所启发,得意忘 言论对鉴赏论有所启发。语言是人类伟大的创造,然而它同人类丰富的感情、心 理相比,同大千世界相比,又是苍白无力的。文学创作欲求达意,最好的方法是: 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读者的联想, 让他们自己去体味那字句之外隽永深长的情思和意趣,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 效果。陆机在《文赋》中已经注意到文学创作中的言意关系:“恒患意不称物, 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此后,陶渊明《饮酒》其五说:“山气日 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 “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 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 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锺嵘在《诗品》中每以滋味论诗,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是诗之 至也。”滋味,固可求诸言内,更须求诸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道理对诗 人和读者都很重要。中国诗歌的艺术精髓说到底就在于此。而这正是受了魏晋玄 学的启发而得到的。

     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 教条和仪礼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 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既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 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 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

     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那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流。这是 “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那个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风流是在乱 世的环境中对汉儒为人准则的一种否定,维系汉王朝统治的经学随着汉王朝的崩 溃而失去了昔日的控制力,在崇尚风流的魏晋士人看来,汉儒提倡的名教是人生 的执和障。而魏晋风流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 面目。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魏晋风流表现在外的特 点则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如果再加以概括,则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 的人生,或者说是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种艺术必 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晋风流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从表面看 来,阮籍、嵇康、王羲之、陶渊明等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 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魏晋风流的特点;《世说新语》这部著名的作品 就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深层看来,魏晋风流下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 那种对个性化的向往,那种自我表现的要求,那种无拘无束的氛围,正是文学成 长的良好气候。魏晋风流不仅对魏晋这两代文学产生影响,也对魏晋以后整个中 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人的心里,不 断激发出文学的灵感。

     然而,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辩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一个直接 转化的例子就是占据了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严格地说玄言诗不算诗, 因为那只是在诗的躯壳中放入玄理而已,没有诗之所以成为诗的最重要的东西。 可是,玄言诗毕竟沉淀了至少一种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诗不止是 抽象的说理,而是借助山水风景形成象喻,或者借着参悟山水风景印证老庄的道 理,这样就有了理趣。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本是酝酿 于一次山水游赏的雅集,证明玄理和山水的融合已是必然趋势。不过在这些诗里 山水的描写并不多,理之趣也并不浓。此后陶渊明和他的邻里们的斜川之游,陶 本人所留下的《游斜川》诗便是一首颇富理趣的山水诗了。而在陶渊明的其他许 多诗中,将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或者说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出玄理,已成为他的艺 术特色。到了谢灵运手中,玄言的成分缩小为诗的尾巴,山水描写变成诗的主体, 使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而获得新的生命。

     诗歌虽不宜成为玄理的枯燥注疏,但也需要理解以构成点睛之笔,这理趣被 宋代诗人发挥到极致。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来,玄言诗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杀的历 史地位。

    

第五节 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大量翻译 文人与佛教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想象世界 的丰富 故事性的加强 四声的发现 词汇的扩大 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汉哀帝元寿 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中国 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大约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传说明帝梦见金神,于 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陆一带)求法。永平十年(67),史传天竺僧人 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达洛阳,明帝以礼相迎。东 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后译出《道品行经》等, 大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到洛阳 弘法,数年后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此后, 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译成中文,出现了支谦、康僧会、竺法护、 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 众多的翻译家。其中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成绩 尤为卓著(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统计)。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415部,1 919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 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 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除以上所举译经的 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 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 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 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 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 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 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 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 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 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 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 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 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 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 “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 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 《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 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 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 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 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 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 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 “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 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 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 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 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 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 止龙华寺。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 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 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 (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 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 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 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 (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 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 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 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 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 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 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 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 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 (《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 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 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 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 “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 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 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 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 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 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 “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 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 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 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建安、正始文学 两晋文学 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 的地位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开始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 号(196~220),但这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曹操手中,汉朝已经名存实亡。 而且,正是在这二十几年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影响着后代的新 趋势和新因素。因此,以建安作为这个时期文学的开始是恰当的。关于魏晋南北 朝文学的终结,当然应以隋文帝统一中国(589)为标志。从公元196年到 公元589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共经历了393年。

     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 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 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 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 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 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 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至于蜀国和吴国的文学则处于沉寂的 局面。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习惯于正始文 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 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哲学史上,正始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主要代 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本 身也是玄学家。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 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西晋武帝太康(280~289) 前后,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锺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 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总的看来,太康诗 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做了许多有益 的探索。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 相承。

     西晋灭亡以后,在南方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这五个朝代,在北方经 历了十六国和北朝许多的变动,最后由北周平北齐,隋又取代北周并平定了南方 的陈而统一全国。这中间经历了从公元317年到589年,共272年的分裂。 东晋南北朝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朝代不断更迭的大背景下 发展的。其中有的朝代比较长,如东晋(317~420)历时103年;有的 朝代很短,如齐代(479~502)只有23年。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 长了它的发展,以至玄言寺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 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 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 人陶渊明。他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 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 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晋 宋之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更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

     宋代的鲍照在七言乐府上所做出的突破,南北朝民歌给诗坛带来的清新气息, 也都具有重要意义。齐梁两代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其一是诗体发生了重 大变革,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谢 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他们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 律,并且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这就为唐朝近体诗的形 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永明体”从而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一种重要形式。 其二是在皇帝和太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三个文学集团,分别以南齐竟陵 王萧子良,梁代萧衍、萧统,和梁代萧纲为中心。创作活动的群体参与,容易导 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也可以在互相切磋中提高艺术技巧。梁陈两代,浮靡轻 艳的宫体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 物的题材,女性也像宫廷的其他器物一样成为吟咏的对象。这种创作风气一直延 续到初唐,到“四杰”和陈子昂手中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南北的对峙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的不同,南方清绮,北方质 朴。这在南北朝民歌中表现得很清楚。但南北对峙并没有断绝南北的文化交流, 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都有记载可寻。北朝的诗歌模仿南朝的痕迹相当明显。 梁代末年,庾信的北上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流,而他也成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 者。北朝散文不乏佳作,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北魏 末年与北齐时期文学的成就,已引起南朝文人的注意。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学也有 影响,特别是在音乐和佛学这两方面尤为明显。隋朝统一中国后,南北文化的交 流继续扩大深入,到了盛唐终于出现了一个文学的新高峰。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 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 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 这种新变总的看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 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 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就文体的发展看来: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增强了诗 人的个性,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一种诗化的散文即骈文的兴盛,成为这 个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 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在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演变而为抒情小赋,并因骈 文的兴盛而增加了骈俪的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在这 时确立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着诗人进行新的 尝试,再加上其他因素,到了唐代绝句便繁荣起来;小说在这时已初具规模,奠 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以393年的 时间酝酿这些新变,虽然显得长了一些,但和汉代大约四百年文学的收获相比, 不能不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没有这段酝酿,就没有唐诗 的高潮,也就没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了。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粲、刘桢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于极度苦闷之中。阮籍的《咏怀》组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风貌。

第一节 曹操与曹丕

     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 曹操的文坛领袖地位 曹丕与七言诗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出身微贱,少时任侠放荡,好权术,喜“刑名之学”,为人简易无威重。年轻时曾被当时名士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曾随袁绍伐董卓,后迎献帝迁都许昌,自任大将军和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馀,不废吟咏,创作了不少出色的诗歌。王沈《魏书》说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写的是初平元年(190)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歌如实地描写了义军由聚而散的情形,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不前之态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诗末六句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其中也体现了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欲整治国家、统一疆土的胸怀和抱负。这些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深刻真实,因而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 (锺惺《古诗归》卷七)

     曹操乐府较多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前者如《度关山》,提出“立君牧民,为之轨则”,主张以法治理国家;同时还提倡要省刑薄赋,贵尚节俭。如《对酒》描绘了他理想中太平盛世的图景:“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后者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统一天下的壮志。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写出了大海孕大含深、动荡不安的性格: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歌以雄健的笔力,生动饱满地描绘了沧海的形象。大海那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也正是诗人博大襟怀的影写。

     曹操诗是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他采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比如汉乐府的《薤露》和《蒿里》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为写求仙;《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曹操用来抒发欲乘时努力,早成就霸业而前路坎坷、时势艰难的感慨。他的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曹操《短歌行》等诗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诗薮》内编卷一)。他的诗于悲凉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陈祚明评其诗 “跌宕悲凉,独致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 (《钝吟杂录》)。如其《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接连用“神龟”、“腾蛇”和“老骥”三个比喻,从正反两面引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主题,情怀慷慨,真气回荡。宋敖器之《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是对曹操诗歌风格的确切评价。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诗体注入了活力。

     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一代诗风,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诚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植的话丝毫没有夸大,“建安七子”中,刘桢、阮瑀、应瑒、陈琳、徐干、王粲,都是建安年间先后归附曹操的。其馀如女诗人蔡琰、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李坚,学者邯郸淳、仲长统,诗人繁钦等,也都为曹操所用。曹操将天下英才悉集帐下,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文学才华的机会。这些文人以饱满的热情,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与曹氏父子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代汉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给四十首,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园的《芙蓉池作诗》,纪游玄武池的《于玄武陂作诗》等。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煌煌京洛行》则举出古人成改的各种事例,供后人借鉴,与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体现了曹丕诗的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等。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写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忧虑。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馀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75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曹丕留守邺城时,常与文士们相聚宴游,诗酒竞豪。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当时的盛况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曹丕与这些文人诗酒唱和,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

第二节 曹植

     政治悲剧与诗歌才华的展现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五言诗的发展 后世诗人 的认同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生于乱世,幼年即随曹操四方征战。他自称“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树立雄心,以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自期。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于失宠。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曹丕继任魏王后,诛杀曹植心腹丁仪、丁廙兄弟。曹植位为藩侯,实同囚徒,汲汲无欢,终于在忧愤中死去。曹植最后一任徙封陈王,卒后谥为“思”,故后人又称之为陈思王。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剧人物,然而政治上的悲剧客观上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曹植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如《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此诗赞赏幽并游侠儿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寄托了诗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他的《薤露行》则以“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和“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自许,表现出他对政治与文学两方面的高度自信。

     曹植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其内容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如《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如同天真的童话,诗中以鹞和罗网代表恶势力,黄雀象征受害者,少年则代表曹植的理想。写出了恶势力的强大,朋友的无辜受害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诗以幻想结束,表达了作者愿望。而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则是《赠白马王彪》,诗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全诗共分七章,以感情活动为线索,集中抒发了诗人数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诗中痛斥小人挑拨曹丕与他们的手足之情,对任城王的暴卒,表示深切地悼念。这首诗在抒情中穿插以叙事、写景,将诗人后期备受迫害的感受凝聚起来,鲜明感人,是文学史上有名的长篇抒情诗。

     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种葛篇》、《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等。这类诗歌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评《美妇篇》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七哀诗》也很有代表性: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杯。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刘履评此诗曰:“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选诗补注》卷二)此诗命意曲折,感情凄婉,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第三类是述志诗。曹植用世之心,在黄初以后屡屡诉诸诗赋,《杂诗》( “仆夫早严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中说:“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表示愿为伐吴效力,但报国无门:“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诗末说: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充满慷慨之音。

     第四类是游仙诗。曹植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深感时常流逝,功业无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脱,于是写下了许多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诗中所描绘的神仙境界,皆明净、高洁,实际上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如《远游篇》:

     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大鱼若曲陵,乘浪相经过。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琼蕊可疗机,仰首吸朝霞。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情歌。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

     曹植对神仙之事一直持否定态度,其《辨道论》即说“不信之矣”;《赠白马王彪》也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见曹植的游仙诗,实际上是其忧生之心、忧患之词。

     曹植的诗确如钟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钟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鳞指出的那样: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 ‘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诗薮》内编卷二)

     曹植的诗歌受到后人的推崇,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由于文采富艳,二是因为他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三是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运,使无数文人深表同情。刘勰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才略》),也含有这个意思。古代不少诗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却大都身世沦落,而以诗词名世,他们的命运与曹植相似,所以对曹植多有一种认同感。

第三节 王粲、刘桢及蔡琰

     “七子之冠冕”王粲 仗气爱奇的刘桢 蔡琰与《悲愤诗》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为“七子”。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荣《诗品》列之于上品。

     王粲,字仲宣,今存诗23首。他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此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代表诗作是《七哀诗》三首,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此诗写诗人在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的所见所闻。“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概括了战乱后生灵涂炭的惨象;“路有饥妇人”六句,具体地描写一位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场面,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清代吴淇评比此诗说:“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沈德潜说此诗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卷五),足见其影响之大。《七哀诗》其二写山川景物之荒凉、飞禽走兽之有家可归,反衬自己滞留他乡的痛苦,也十分真切感人。归曹后,王粲比较重要的作品是《从军诗》五首,主要描写诗人几次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诗歌再现了汉末战乱后农村田园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国效力的意愿。

     王粲还有一些在邺下时期与曹丕、曹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如《公宴诗》等。这些作品虽然是“怜风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诗歌题材的开拓、诗歌技巧的探索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

     王粲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自伤”是王粲的感情特征,贵公子的出身,遭乱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兴怀、忧世悲己。这是他写诗的出发点,他的作品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这些都是从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因此“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上)便成为他的主要特点,却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王粲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评之为 “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诗对后世也颇有影响,钟嵘《诗品》说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等著名诗人皆源出于他,连魏文帝曹丕也“颇有仲宣之体”。

     刘桢,字公干,存诗二十馀首。在当时甚有诗名,曹丕即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他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刘勰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

     刘桢的诗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

     他的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人弟》三首。这三首诗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其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履说: “初言蘋藻可充荐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节操之坚,而末章复以仪凤期之,则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选诗补注》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佳: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写得豪迈凌厉,颇有“挺立自持”(陆时雍《诗镜总论》)、“高风跨俗” 的气概。与王粲不同,刘桢的风格是“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同样面对动乱的社会,遭遇坎坷的人生,他更多地是表现个人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充盈着慷慨磊落之气。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霜逼迫愈严,愈能体现松柏坚贞挺拔的本性。这种精神和气骨造就了刘桢诗歌俊逸而奇丽的风格。此外,刘桢的《赠徐干》诗,哀叹命运多舛,抒发愤懑与不平;《赠五官中郎将》四首,着重表现他与曹丕之间深厚的友谊,情词真切而又十分得体,也都是比较著名的作品。

     刘桢的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公宴诗》用华丽诗笔尽情写山水之美与游赏之乐。《斗鸡诗》是写斗鸡娱乐的作品,并无深意,但他能以极其精练的语言,传达出斗鸡之神采,同样体现了作者豪迈不羁的性格:“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

     刘桢的诗纯以气势取胜,无论是抒情还是咏物,无论是写山水还是状禽鸟,都显示出其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就是欣赏他这种壮气。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生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归,重嫁董祀。其诗今存三首,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较可信。此诗长达540字,共分三段,第一段写董卓作乱,自己被俘,以及俘虏们所受的虐待。以叙事为主,夹以抒情。第二段写胡地生活及被赎归时与儿子分别时的苦况,第三段写回乡后的生活,这两段是以抒情为主,夹以叙事。其中第二段写得最为沉痛: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这首诗重点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惨绝人寰的遭遇,从中可以看出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诗人通过细节描写,具体生动地表现各种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悲愤诗》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可以和《孔雀东南飞》比美,杜甫的《北征》等诗显然受到它的影响。

     另外,“建安七子”中陈琳、阮瑀、徐干等人,也都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作品。陈琳和阮瑀虽以章表书记见称于时,但诗歌创作亦较突出。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假托秦代筑长城之事,描写繁重的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颇具现实意义。

     饮马长城窿,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全篇以对话的方式写成,语言质朴,感情深挚,格调苍劲而悲凉,十分接近乐府民歌的风格。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描写一孤儿遭受后母虐待的情状,从侧面反映出汉末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

     驾也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噭々有悲啼。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其风格与汉乐府民歌《孤儿行》颇为接近。徐干诗今存4首,都是五言诗。其中《室思诗》为拟思妇词,共分六章,描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文辞凄厉深婉,感情哀怨缠绵,堪称佳作。而“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二句,尤为后人推重。另一首《情诗》在情调与风格上也都与此诗相似。徐干的《答刘桢诗》,表现他与刘桢的诚笃友情:

     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诗语高简浑朴,颇能反映建安时人通脱真率的精神面貌。

    

第四节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政治理想的高扬 人生短暂的哀叹 强烈的个性表现

     浓郁的悲剧色彩

     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 “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 (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第五节 阮籍、嵇康与正始诗歌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阮籍《咏怀》:政治抒情组诗的出现 苦闷与旷达 渊永的滋味与隐约曲折的风格 稽康与应璩的诗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曹芳、曹髦等皇帝既荒淫无度又昏庸无能,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废曹芳、弑曹髦大肆诛杀异己。此时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大不相同。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山涛本来与阮籍、嵇康等人为友。同在“竹林七贤”之列,后来投靠司马氏。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正始诗歌也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貌,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注云:“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其三十二)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 (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如少年之忽成丑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贵之难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咏怀诗》其一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末尾两句可视为全部《咏怀诗》。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仅为孤鸟、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之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咏怀诗》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写诗人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其八十命意亦相似,只是又多了一层生命短促之悲。其七十九写凤凰的悲剧,凤凰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羽翼为秋风所伤,已无法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简直是阮籍的自况。《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

     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如《咏怀诗》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官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有的诗则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嵇康的诗,现存五十馀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而以四言成就较高。何焯《文选评》曰:“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此叔夜高于潘、陆也。”他的四言诗是继曹操之后一批成功之作。嵇康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其中《幽愤诗》自述平生的遭遇和理想抱负,对自己无辜受冤表示极大愤慨。诗末说:“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常吟,颐性养寿。”表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这首诗词锋爽利,语气清峻,可与其《与山巨源绝交书》合读。其四言《赠秀才入军》诗共十八章,内容是想象其兄嵇喜在军中的生活,但那洒脱的情趣却是属于嵇康的。如第九章: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想象其兄日后在军中的戎马骑射生活,形象鲜明,灵动生姿。与曹植《白马篇》相比,既有游侠儿的英武豪侠气概,又多了一种洒脱神情。又如第十四章: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想象其兄在行军休息时游猎弹琴、神情悠然的高超境界,也表现了自己的寂寞怀念之情。语言自然天成,形象而又传神。“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嵇康理想人格的写照,也是向来为人称道的妙句。其馀如《游仙诗》、《答二郭》三首、《述志诗》二首等,多写其鄙弃世俗、回归自然、高蹈隐逸之志。

     嵇康诗的风格,刘勰《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明诗》)又说: “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体性》)突出了嵇康诗风与其人格性情之间的密切关系。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的诗亦如此。钟嵘《诗品》评其诗为“峻切”,也是相同的意思。

     应璩是建安诗人应瑒之弟,以《百一诗》闻名后世,其内容相当广泛,主旨是对曹爽的规劝。态度平和,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风人之旨。语言质朴,以言事与说理见长,形象则有所不足。

 

 

第二章 两晋诗坛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西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左思的《咏史》诗,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当时独树一帜。郭璞的《游仙诗》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文采富艳。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

    

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

     政治旋涡中诗人们的浮沉 逞才成为创作的目标 繁缛:太康诗风的特征

     陆机、潘岳是西晋诗坛的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之后不久,天下重归于一统。当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 (《晋书·武帝纪》),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三国纷争时有较大发展。士人们重新燃起从政热情,愿为新朝效力,陆机、陆云自吴入洛,就是一个例证。原曹魏政权中的文人,转投司马氏政权者,为数更多。统治集团为巩固政权的需要,也尽力拉拢文人。但由于西晋王室内部矛盾十分复杂,文人们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几经浮沉,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

     张华因为支持武帝伐吴得到封赏,确立了他此后在朝中的重要地位。陆机兄弟太康间入洛阳,经张华延誉,得到任用。后来,张华被武帝岳父权臣杨骏所忌,不得参与朝政。惠帝时,贾谧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潘岳与石崇争事贾谧,构陷愍怀太子,尤为人诟病。此后,政治矛盾日趋白热化,战争一触即发。对于这种情形,诗人们虽有所认识,却未能急流勇退。张华晚年,其子劝其退位,不从,说要“静以待之,以候天命”(《晋书·张华传》)。潘岳得势时,其母劝他要 “知足”,“而岳终不能改”(《晋书·潘岳传》)。顾荣、戴若思看到天下将乱,劝陆机还吴,陆机不从(《晋书·陆机传》)。这种处世态度,导致了诗人们在“八王之乱”中多被杀戮的悲剧命运。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诛贾谧,拉拢张华参与其事,张华拒绝,被杀。潘岳、石崇、欧阳建等人亦于同年为赵王伦所害。太安二年(303)司马颖等起兵讨长沙王司马乂,陆机率20万大军为前锋,兵败受谗,被司马颖杀害。“八王之乱”本无是非可言,陆、潘等诗人为之丧命,是混乱年代造成的悲剧,也是他们热衷功名的成果。

     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陆机《文赋》说“辞程才以效伎”,著文要“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为了逞才,他们对当时最能表现才华的辞赋都十分重视,辞赋创作既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声誉,又使他们在艺术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而他们的文才,也的确十分突出。

     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

     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成为当时的风气。陆机的《赠冯文罴迁斥丘令寺》八章、《与弟清河云诗》十章,潘岳的《关中诗》十六章、《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等,均为四言体的名篇,这些诗学习《诗经》,但文辞趋向华美。在《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中,大多数曲调都有陆机的拟作。其中陆机的其他乐府诗也往往成为后来拟作同题乐府诗的样本。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基本上都是拟《古诗十九首》的,在内容上皆沿袭原题,格调上变朴素为文雅,显示出诗歌文人化的倾向,其总体水平不及原作。然而陆机有时能够拟得维妙维肖,有些地方还另有特色,已属难能可贵,所以钟嵘《诗品序》将陆机拟古也列为“五言之警策”。

     在诗歌技巧方面,陆机、潘岳诸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繁缛。正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其实,陆机在《文赋》中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 这几句话正好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的诗风。“繁缛”,本指繁密而华茂,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分而言之,繁,指描写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说文》曰:“缛,繁彩也。”《晋书·夏侯湛潘岳张载传论》说:夏侯湛“时标丽藻”,“缛彩雕焕”;“机文喻海,韫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岳实含章,藻思抑扬”;“尼标雅性,夙闻词令”;“载、协飞芳,棣华增映”。指出潘、陆、夏侯湛、张载、张协等人诗歌繁缛的特征。

     与汉魏古诗相比,太康诗风“繁缛”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

     陆机的《拟古诗》,可以为华丽藻饰的代表。试举《古诗·西北有高楼》与陆拟作比较如下:

     △古诗·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馀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拟西北有高楼陆机

     高楼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绮窗出尘冥,飞陛蹑云端。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伫立望日昃,踯躅再三叹。不怨伫立久,但愿歌者欢。思驾归鸿羽,比翼双飞翰。

     这两首诗内容相同,每两句所描绘的具体情景相似,结构也一致。可是风格有朴素与华丽之别。陆机、潘岳其他的诗作,以及张华的《情诗》、《轻薄篇》、《美女篇》等,与此类似。

     二、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

     试以《猛虎行》为例,《猛虎行》古辞为:“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魏文帝、明帝的拟作也很简单(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一),陆机的拟作大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容,文辞委婉曲折,而以繁复取胜: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

     这首诗写自己在外行役的经历,虽然壮志难酬,仍不改“耿介”之怀。情、理结合自然,描写景物细致而生动,是陆诗中的上乘之作。

     又如潘岳的代表作《悼亡诗》三首,其一写丧妻后的悲痛之情: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黾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隟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诗中叙亡妻葬后,自己准备赴任时的所见所感,笔触细腻,低徊哀婉。其二、其三虽然描写的具体情景有所变化,但总的意思与第一首相近,显得重复。所以,清人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三、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

     例如陆机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诗》二首: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这两首诗写自己被召入洛时留恋家乡之情和前途未卜的忧虑。除首尾之外,几乎都是偶句。其骈偶化的程度不但为汉诗所未见,而且也大大超过了曹植、王粲的诗作。另如陆机的《招隐》诗、《悲哉行》及一些拟古诗也多偶句。潘岳的《金谷集作诗》、《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以及张协的《杂诗》等,也大量运用偶句。陆、潘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他们诗中山水描写的成分大量增加,排偶之句主要用于描写山姿水态,为谢灵运、谢朓诸人的山水诗起了先导的作用。

     总之,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 特征的主要表现。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繁复,是必然的趋势。正如萧统所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选序》)陆、潘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

    

第二节 左思与刘琨

     咏史诗的渊源与特征 寒士的不平与抗争 典以怨的诗风与建安风骨的再现 刘琨的诗

     左思曾以《三都赋》名震京都,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却是其《咏史》诗八首。

     以“咏史”为诗题,始于东汉的班固。班固的《咏史》诗,直书史实,钟嵘评为“质木无文”(《诗品序》)。曹魏时,王粲、阮瑀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与左思同时的张协也有《咏史》诗。

     左思的咏史诗,既受前人的影响,又有一定创新。明代胡应麟说:“太冲《咏史》,景纯《游仙》,皆晋人杰作。《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社,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千云,遂为古今绝唱。”(《诗薮》外编卷二)对咏史诗的流变及左思《咏史诗》的价值,概括得相当准确。清人何焯则认为左思的《咏史》诗是变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摅胸臆,乃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从咏史诗的发展先后顺序来看,以“隐括本传”者为正体,以“自抒胸臆”者为 “变体”,并不为错,然而左思之“变体”,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正体。

     左思《咏史》诗的内容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西晋时,士族把持朝政,庶族寒士很难进入政权中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左思出身寒微,虽然为文“辞藻壮丽”,却无进身之阶。大约在左思20岁时,其妹左棻因才名被晋武帝纳为美人,左思全家迁往洛阳,不久,他被任命为秘书郎。但毕竟出身寒门,终不被重用。在门阀制度的重压下,他壮志难酬,写了《咏史》八首以抒怀。其中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叹寒士生活的困顿。如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世胄占据高位,寒士屈沉下僚,这是门阀制度造成的,并且由来已久。第七首慨叹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四位贤才的厄运。这些人都有大才,又都出身寒微,作者写他们未遇时,有穷困致死、身填沟壑之忧;感叹:“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这是对古代门阀制度的控诉。

     《咏史》其四前半极写王侯贵族的豪奢生活,后半写辞赋家扬雄生前之寂寞及死后的不朽声誉,以反衬贵族之速朽。其六云: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举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诗中赞扬了荆轲、高渐离等卑贱者慷慨高歌、睥睨四海的精神,表达了对豪门权贵的蔑视。作于平吴之前的第一首云:“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自信可为国立功,但其终极目标却是“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第三首借着赞扬段干木和鲁仲连,肯定寒士能为国排忧解难,又不图封赏,歌颂他们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的态度。最能表现左思气概的是第五首: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这首诗先写宫延和王侯第宅之豪华,接下来用“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 将前面的渲染一笔抹倒,对功名富贵表示了极度的鄙弃。他说自己只愿作一位像许由那样的高士。此诗末尾“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二句,是这组诗中的最强音。

     钟嵘《诗品》置左思于上品,评其诗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他的诗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曰 “怨”。而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精切”。他的诗能起到讽谕作用,故曰“得讽谕之致”。钟嵘《诗品》还说左思的诗“出于公干”,公干即建安诗人刘桢。在论及陶渊明时则说“又协左思风力,”“风力”与“风骨”义近。钟嵘标举“左思风力”,含有左思再现了建安风骨的意思,这是很有道理的。

     左思的《咏史》八首,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这是他对中国诗歌史的独特贡献,所以前人评云:“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刘琨早年生活豪纵,且慕老、庄,后来参加卫国斗争,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闻鸡起舞的故事,最能见其性格。《扶风歌》是刘琨的代表作之一。永嘉元年(307)他任并州刺史,募兵千馀人,历尽艰辛才到达任所晋阳,诗写途中经历和激愤、忧虑之情: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复陈,重陈令心伤。

     刘琨被段匹磾拘时写了《答卢谌》和《重赠卢谌》,是刘琨的绝命诗。《晋书·刘琨传》说二诗“托意非常,摅畅出愤”,后一首感慨尤深。

     刘琨的诗感情深厚,风格雄峻,亦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

第三节 郭璞的游仙诗

     游仙诗溯源 乖远玄宗与坎壈咏怀 文采富艳寄手高远

     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清人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将早期的游仙诗分为两类:“游仙诸诗嫌九州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大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有取焉。若始皇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游行天下,令乐人歌之,乃其惑也,后人尤而效之,惑之惑也。诗虽工,何取哉?”朱乾认为前一类游仙诗出于屈原之《远游》,《远游》中“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二句是此类诗之主旨。后一类起于秦代,《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原诗已佚,其内容当不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继承前一类的有曹植的《五游诗》、《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等,写游仙不过是抒其愤世之情。继承后一类的有汉乐府《吟叹曲·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都以求仙为主旨。

     郭璞的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有9首为残篇。钟嵘《诗品》说郭璞的《游仙诗》“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这是很确切的评价。但是,由于当时玄言诗盛行,其《游仙诗》又多写隐逸生活,所以许多评论家将其诗与玄言诗联系起来,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符合郭璞的为人和创作实际。玄言以老庄为思想基础,老庄主张无为、逍遥。老庄的隐逸,是一种自我保全、超世绝俗的生活方式。郭璞不然,《晋书·郭璞传》说他“好经术”,其立身行事始终接近儒家。《晋书》所载他的一些奏疏,持论皆以儒家经典为本。他身处西晋末年的战乱,虽屈沉下僚,却始终留意仕进。他因“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晋书 ·郭璞传》)。所以他的《游仙诗》写隐居高蹈,乃是仕宦失意的反映,而非如道家之鄙弃仕途;他所抒发的不是庄子的那种逍遥精神,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他的游仙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咱特殊方式。

     《游仙诗》的第一、二首,集中写其隐逸之情,如其一: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时则保龙见,退以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此诗写仕宦之求不如高蹈隐逸,山林之乐胜于求仙。隐居高蹈,可以保持品德完好和自身的自由;退回尘世,则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最能显示其“坎壈” 之怀的是第五首: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游仙诗》也有几首是写神仙世界的,但多别有怀抱,如第三含有讽刺权贵势要之意;第六首寓有警诫统治者灾祸将至之意。正如陈祚明所说:郭璞“《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二)。

     西晋后期至东晋初年,诗道不振,孙楚、潘尼、曹摅、枣腆诸人之诗,玄理渐多,平淡寡味,故钟嵘说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而郭璞《游仙诗》则以文采富丽见称于时。王隐《晋书》说郭璞“文藻粲丽”(《世说新语·文学》刘注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曰:“景纯艳逸,……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钟嵘《诗品》评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平淡”,即淡乎寡味,郭璞的诗与这类作品相反,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都无枯燥的说理,而是以华美的文字,将隐士境界、神仙境界及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具有形象性,这在当时是高出侪辈、独领风骚的,故刘勰说其“足冠中兴”,钟嵘评为 “中兴第一”。

     郭璞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朱自清说:“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创始的人。”(《诗言志辨·比兴·赋比兴通释》)的确,郭璞以游仙写失意之悲,与左思借咏史抒牢骚不平,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节 王羲之与兰亭唱和

     《兰亭集序》与兰亭诗 兰亭诗的文题及审美价值文人雅集诗酒唱和及其对 后代的影响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为人率直、洒脱。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谈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东晋·王羲之传》说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至。会嵇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王羲之与朋友们倘佯于会稽的明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逍遥度日。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聚会,便是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的兰亭之会。聚会的起因源于“修禊”这一习俗。古人于三月上旬巳日,在东流水洗濯,祓除不祥。后来发展为暮春之初在水边宴饮嬉游,祓除不祥的意义反而退居其次,兰亭之会就是如此。此次聚会名流荟萃,规模宏大,与会者多达四十馀人。聚会的目的主要是欣赏山水,饮酒赋诗。为了增加趣味,采取流觞赋诗的方法,流觞所至,即席赋诗。作诗的规矩当是每人作四、五言诗各一首。此次聚会,王羲之、谢安、孙绰等11人成四、五言诗各一首;郗昙等15人各成诗一首;谢瑰、卞迪等16人诗不成,罚酒三巨觥。共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

     兰亭之会在后世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羲之写了一篇《兰亭集序》。其文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此序的前半记述这次盛会概况,写山水之美,饮酒吟咏之乐,后半由眼前之乐想到人生短促,以感慨作结,令人遐思无限。

     兰亭诗的内容,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写游赏的乐趣,包括山水之美、饮酒之乐、临流赋诗之雅兴,其中心内容是在美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得到的审美愉悦。如王羲之:“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馀馨。”孙统:“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还有一些诗是写在山水陶冶中忘记忧愁。如王玄之:“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情流。萧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 王徽之:“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蕴之:“散豁情志畅,尘缨忽已捐。”这一部分内容,大致相当于王羲之《兰亭集序》前半部分的意思。在山水游览中体认玄理的作品,如王羲之:“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这是从山水游赏中体悟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谢安:“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则是抒发万物浑一、不辨彭殇的玄理。

     兰亭诗无论是写山水还是写玄理,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这种尝试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兰亭雅集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

第五节 孙绰、许询与玄言诗

     东晋文人的心态 玄释合流 心隐与适意:因循自然与玄理的阐发

     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

     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即帝位,建立了东晋王朝。此时北方五胡交战,兵连祸结,并时时觊觎江南。东晋王朝建立之初,曾数次北伐,均告失败。北方既不可恢复,江南又山清水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来。起源于中朝的清谈之风,也被过江诸人带至东晋,并且风气日炽。是否善于谈玄,成为分别士人雅俗的标准。东晋历史上两位最重要的宰辅王导和谢安,皆善玄谈,处理朝政也务在清静。“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晋书·庾亮传》); “为政务在清静”(《晋书·王导传》)。谢安“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晋书·谢安传》)。这种心态对东晋文人影响很大。玄言诗的兴盛,便是在这种心态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产物。

     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对此,《续晋阳秋》、《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皆有一致的看法。东晋玄言诗的发展,与佛教的游行大有关系,故玄释合流,成为东晋孙、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玄释合流,在当时相当普遍,如王导、谢安、简文帝、孙绰、许询、王羲之、殷浩等人与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释道安、竺法汰等过从甚密,佛学与玄学受到同样的尊重。名士如孙绰、许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庄之学,玄佛互相渗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遁在瓦官寺讲《小品》,竺法深、孙绰等皆共听。又载: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另外,名士孙绰曾作《道贤论》,以“竹林七贤”配七位名僧。孙绰那篇自诩为“掷地作金石声”的《游天台山赋》,即将玄言与佛理融合为一,如“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亦玄亦佛,老释参用。

     玄释合流,给东晋玄言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思想上,支遁注《逍遥游》之新义,为众人所接受。东晋士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又处于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环境中,没有采取老庄以至阮籍、嵇康那样鄙弃功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追求“心隐”,无论在朝在野,只求适意而已。以幽雅从容的风度,过着风流潇洒的生活当时方内名士与方外高僧无不追求这种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的主体,便是山水、清谈和诗酒风流。东晋玄言诗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发展的。

     东晋玄言诗的特点,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从现存玄言诗来看的确淡乎寡味,缺乏形象。玄言诗人虽多与名僧交往,但玄释合流,主要体现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在现存的玄言诗中,没有多少佛学的痕迹,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诗中,也是以抒发老庄玄理为主。玄言诗中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试以孙绰《秋日诗》为例: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霜。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此诗写仲秋时分万木萧条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抚菌”句用《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语义,写悲秋之感,寓人生短促之意。“攀松”句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语义,写自己的节操志向。“垂纶”二句直抒厌弃市朝之情。末二句用《庄子·秋水》的典故,说自己这种逍遥林野的生活,跟庄子的濠上之游没有什么区别。

     支遁的《咏怀诗》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诗,第一、二首直叙老庄哲理,语言枯燥,内容玄虚;后三首有游仙诗的意味,形象与玄理也未能统一。第四首中所说“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正是东晋士人“心隐”生活的绝妙写照。

     释道安的弟子慧远及其道友、文友,开始以佛理入诗,如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刘程之、王乔之、张野各有一首《奉和慧远游庐山诗》。其馀如张翼有《赠沙门竺法頵》三首、《答庾僧渊诗》,王齐之有《念佛三昧诗》四首,或咏佛理,或写佛境,也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东晋玄言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诸人的说理诗,宋明理学家之诗,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玄言诗在东晋百年间占据主导地位,毕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玄言诗为诗歌说理所积累的正反面经验值得注意。

 

 

第三章 陶渊明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仆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第一节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

     以辞彭泽令为界的前期与后期 仕与隐的选择 贫与富的交战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 魏晋风流的代表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