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六研究综述

施懿超

广义的宋文包括散体的古文，也包括骈体的四六文。从宋文研究史的角度来看，宋文的研究和诗、词等相比相对较弱。从民国初年到1949年的这一时期内，专门的宋文论著极少，有关宋文的论述多较为简略地见于文学史、分体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著作中，涉及骈文的部分亦如此，这一时期出现一批骈文专著。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的三十年中，对宋文的研究又往往集中于个别大家和少数名篇，范围过于狭窄，对骈文的研究几乎为零。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宋文研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真正展开，对骈文的重视也是此后的事了，台湾学者有关骈文的论著大致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始。本文对宋四六研究现状的分析大体分民国时期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两个时期展开。

一、民国时期研究状况

民国初年到1949年时期研究状况。民国时期的骈文研究相对兴盛，出现一批骈文专著，关于宋四六的研究自然是其重要部分；同时文学史等著作也对骈文给予一定程度的论述，其中对宋四六多有专章或专节论述。这一时期的宋四六文研究可说是初具规模，对宋四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了初步的论述，宋四六研究格局初定，许多观点被七、八十年代以后骈文研究学者包括台湾学者所沿袭。

骈文著作方面有谢无量《骈文指南》、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金秬香《骈文概论》、钱基博《骈文通义》、刘麟生《骈文学》和《中国骈文史》、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等若干种。此外还有如王仁溥《评注骈文笔法百篇》、王承治《骈体文作法》、张廷华《新体广注骈体文自修读本》（全二册）、金敏伦《（分类精选）骈体应用文》（上、下）、金茂之《四六作法骈文通》等一些以指导初学为主要目的的骈文选本。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著作方面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柯敦伯《宋文学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等多种，谢、钱同时有骈文著作问世，所以将两类著作放在一起论述。

谢无量、瞿兑之、金秬香、钱基博、刘麟生、及蒋氏父子诸家之骈文著作均篇幅不大，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一书字数最多，达到15.1万字，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全书共计8.9万字，其他几种就更少，在3至5万字之间。虽然如此，这些著作都有专章或专节专门论述宋四六，如《中国骈文史》，全书共十二章，第八章即为“宋四六及其影响”；谢无量《骈文指南》在第二章“骈文体格及变迁论”中，将“宋四六”单列为第五节。概而言之，对宋四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对宋四六特殊风格的讨论。早在1919年，谢无量即在其《骈文指南》中指出，宋四六的特色在以“古文气格行之”的四六变体，代表人物是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皆为师法欧公。谢在其后之《中国大文学史》中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宋代文体“三变”，即西昆一派、柳穆欧苏之古文及程朱一派，同时指出“四六于制诰奏启用之，亦别为一体”，显示出作者对宋四六的特别重视，该书第十五章单列“宋四六”，列举若干宋人笔记对四六的评论，对宋四六的演变发展做出简要总结。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亦持同样观点，以为宋四六是一种“新的文体”，是“白描的骈文”，即“是不用典的骈文，是以古文作法来作的骈文”，从欧阳修创始。刘麟生在《骈文学》列举宋代作家作品时，也指出“宋代文学，以散文化胜。四六亦然，气势甚畅，笔亦简淡。”到所著《中国骈文史》，则十分简练而准确地对宋代骈文“特殊之作风”进行概括，归纳为六点，“一曰散行气势，于骈句中见之。”“二曰用虚字以行气。”“三曰用典而仍重气势。”“四曰用成语以行气势。”“五曰喜用长联。”“六曰多用议论以使气。”对每一个特点的概括均举例说明。刘的这一结论成为经典之说，后来的论述者在论及此问题时多承袭此观点，如七十年代台湾学者谢鸿轩《骈文衡论》、江菊松《宋四六文研究》等都完全采用刘的这一观点，《中国骈文史》一书因而也成为此时期最为重要的骈文学著作之一。

在概括宋四六特殊风格时，蒋氏父子的《骈文与散文》一书则采取了不同的叙述方式。分析了宋四六和唐体的不同，认为“形式上，宋体乃为黏段、对偶所拘缚，整篇文章均须对偶到底，不能间用散语，是格律已较唐体更严格化了”，不仅如此，内容也有不同，宋四六“在外形上是加了束缚，而内容却见解放。因为骈文到了赵宋时代用途极广，当时如朝廷的诏诰、臣下的表章、考试的赋策，以及应酬往来的书札等”都用骈体，说明自然、散文化的骈文是宋代骈文的优点。此书篇幅不大，但新见迭出，值得借鉴。此外，金秬香《骈文概论》有专章论“宋辽金元之骈文”，认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开风气之先，而南宋“四六以三家为法”，且进一步认为“宋代骈散文格，皆自此三家变而成之也”。钱基博《骈文通义》指出宋四六“运用成语，檃括入文，然有余于清劲，不足于茂懿”，首重杨亿之骈文，认为欧苏二人四六“皆以气行”，尤其推崇。其后钱在《中国文学史》中进一步阐释，认为宋四六之体成于北宋欧苏时期，和古文发展线索一致，这一观点很有代表性，甚至认为南宋“四六则苏四六”，对汪藻四六成就亦极其推崇。

这一时期著作对宋四六特殊风格的讨论，从宋人议论入手，通过和唐体比较得出结论，也注重作家作品举例进行分析，对宋四六特殊风格的总结和论述对其后的研究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几成定论。但因这批著作为骈文学初创时期的发端之作，篇幅所限，对宋四六的特色分析多点到为止，总的来说仍嫌论述不足，证据稍逊。对宋四六的特色多数著作只注重长处的罗列和分析，对其劣势仅略有涉及，宋四六为特定历史阶段之特定产物，宋四六的特殊风格应包括优劣两方面的情况，显然可以对其做出更为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再则，这些著作普遍存在着重北宋而轻南宋的倾向，对南宋四六特色无概括或一笔带过，而南渡后由于词科的设置，四六文异常兴盛，呈现出和北宋不同的特征，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对北宋四六特色的概括，囿于篇幅，多数著作尚未深入展开，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事实上，由于宋四六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对于宋四六基本文献及基本评论资料的整理工作尚待进行，所以对宋四六特殊艺术风格问题是有较大的深入拓展的空间的。

其次是对宋四六分期问题的讨论。和宋四六特色概括相关联的是分期问题，正确恰当的分期是全面研究宋四六的前提。对宋四六的分期，这一时期骈文著作的普遍做法是采取粗线条的分法，也有稍细一点的分期。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认为宋四六是“白描的骈文”，重点论述北宋四六特色及代表作家，次则捎带论及南宋，以汪藻《代隆祐太后诏书》为宋四六杰作，这样实际上只简单将宋四六分为北宋和南宋两期。钱基博《骈文通义》的观点是大体分宋初、欧苏、南宋三大部分，钱在其《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部分通过各时期代表作家作品的列举分析，如宋初杨亿、北宋中期欧苏、南宋汪藻等，将这一观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金秬香《骈文概论》对宋四六亦采取同样粗略的分期，旨在突出说明宋四六的特殊风格。柯敦伯《宋文学史》的做法是分为北宋因袭及改革两派以及南宋三个部分。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开篇即综述“两宋骈文之概观”，指出“宋初骈文，奉李义山为圭臬，藻丽华赡，风格不高，致有优人撏扯之讥。中叶以还，欧、苏高唱古文，以古文气格，行之于四六之中，风起云涌，蔚为一代作风。至南宋时代，作家尤多，汪藻、王安中、綦崇礼、洪氏父子、周必大，号称专家。至如诗人陆游、杨万里，理学名臣如真德秀，皆擅长此种体裁。”对宋四六的发展演变作出了大致的线条勾勒，其后有三节分别论述“西昆体”、“欧苏之四六”、“南宋作家”。这样也是将北宋分为两期，而南宋未分。以上几种分期均是重北宋而不重视南宋，对北宋尚将初期和中期明确地区别开来，对南宋却笼统道来。

和以上几人观点稍有不同的是蒋氏父子的《骈文与散文》一书，该书将宋代的骈文首先分为两大时期，“北宋时是散文化的骈文，可以欧阳、苏、王为代表；南渡以后，初期的如王安中、汪藻、孙觌诸人的作品，和北宋的大致相同。陈直斋说：‘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后期的如洪氏父子、周必大、杨万里、陆游、叶适、真西山等所作的文章，均为工整的四六文，与北宋的大为不同。”对南宋四六分期的看法和刘麟生等人不同，将南宋时期四六分为前、后两部分，可谓粗中有细，见解独到。分期的主要依据就是绍圣时期词科的设置，认为“南宋的四六即成为后世四六唯一的典型品”，不仅道出四六文和科举制度、官僚政治的休戚相关，而且为更加全面地分析南宋四六提供了依据。总之，民国时期对宋四六或详北宋或详南宋的分期方法都有一定缺陷，将两者综合，应该是较为科学的做法。

再其次对宋四六兴盛、衰败原因作出讨论。金秬香《骈文概论》认为“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刘麟生《中国骈文史》明确指出宋博学宏词科与四六的关系密切，认为四六发展之盛，应用之广，以及四六之弊所由来，皆和此相关，只可惜未展开论述。蒋氏父子《骈文与散文》一书第八章为“宋四六”，开篇即指出宋四六的存在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对南宋四六分期的主要依据即词科的设置，该书原是作为“国文自学辅导丛书”出版的，因是当时的普及读物的原因，对此问题没有更进一步的背景研究。该章最后还从骈文自身及环境影响两方面总结了宋四六衰颓的原因。总之，这一时期骈文著作在有限的论述篇幅中已注意到宋四六盛衰原因的讨论，当然盛衰原因不应仅仅局限于科举制度，应从多方面、全方位的角度，如从宋代政治制度、文官任官制度、礼俗制度等角度去考虑问题，即使仅对科举制度和宋四六关系的考察，也还可以更为深入、更为细致地进行。

再则，民国时期著作对宋代评论骈文之著作及宋人笔记、诗话等中的评论资料多有介绍，如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即单列“评论骈文之著作”一节，宋代四六话如王銍《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相国道（误，应为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王应麟《辞学指南》等，宋人笔记如《困学纪闻》、《容斋随笔》、《墨庄漫录》等，清人彭元瑞《宋四六话》及《宋四六选》也是宋四六研究之必备。柯敦伯《宋文学史》“宋之四六文”一章依人叙事，线条清晰，资料亦丰富翔实，其他几种著作也或多或少有一些资料介绍和罗列，但其不足在于对四六话著作仅仅处于介绍阶段，对笔记、诗话中的四六话资料也多是列举性质，在文献资料的基本整理工作的基础上完全应该进一步展开专题性研究工作。

除此之外，这些著作还涉及对宋四六的总体评价问题、宋四六的溯源问题、宋四六的修辞与作法问题等等，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

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状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研究状况的概述。建国后到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骈文研究无人涉猎。1980年以来，大陆的骈文研究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宋四六研究也被纳入研究范围。迄今为止，有关骈文的学术论文近百篇，专著十部，骈文选本十余部。以下仅就涉及宋四六研究部分而言。

骈文专著方面，姜书阁《骈文史论》是建国以来一部有份量的骈文发展史，全书38万字，对骈文发展有详细的论述。但作者明确指出此书宋代一篇和明清一篇“只是作为全书余论来写的，只略言梗概，不复详悉。”这两章的篇幅显然大大少于前面部分，这和作者对骈文发展的基本认识一致，认为骈文“兴起于东汉之初，始成于建安之际”，“变化于南齐永明之世沈约等人的文章声病之论”，“完成于梁、陈、北齐、北周，而以徐陵、庾信所作为能造其极”。此后有三次变革和发展，包括中唐陆贽的新体骈文公牍、晚唐李商隐的四六文、再就是欧、苏以古文手法变革之宋四六。指出“四六文在宋代也已濒临于衰亡的绝境了”。姜的这一观点影响了部分人对宋四六的全面认识。尽管如此，此书第十四章“宋骈四六”仍分列七个方面的问题来进行论述，特别是王安石创始的经义之文为八股文前身的观点，可为一家之说，有一定影响。再则提出四六致语在宋人几种歌舞剧曲中的应用，开辟了宋四六研究的新领域，但并未涉及除致语外的其他内容。于景祥《唐宋骈文史》（后扩充为《中国骈文通史》）是第一部骈文断代史，将唐宋两朝的骈文作了详尽的描述，对宋四六的相关问题均有涉及，然失之叙述方式简单。其他几种骈文专著或是文学普及性读物或是断代骈文著作，都不专门论述宋四六，而是对宋四六略有涉及，基本观点和前述民国时期著作略同，此不赘述。

文学史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这是二十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尤其是对宋代文章，包括散文、骈文都给予足够重视。全书五十余万言，共十三章，第十一章为“宋四六”，该书对宋四六的研究可以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在“宋四六的渊源和发展”一节中，论述了宋四六的形成和特色，认为“宋四六乃是骈文中的散文，或在一定程度上散文化了的骈文”，对宋四六五个方面的独特艺术特色进行了归纳，这一观点和姜书阁认为骈文到宋以后即走向衰败的观点完全不同。还详细列举了有关宋四六的理论批评专著及选本，文献材料详尽准确，特有利于后学。另外关于宋四六对小说戏曲的影响问题的研究和论述，是目前为止对此问题最权威的讨论，宋四六在宋代话本小说中得到应用，尤其是在宋代戏曲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此问题实在值得进一步深入。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列出“骈体（‘四六’）之文”专节论述宋四六，涉及四六文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将宋人四六分为欧、苏四六变体和汪藻四六时文两途。其他文学史著作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本卷主编莫砺锋、黄天骥）对宋四六也有所涉及，在论述欧阳修及苏轼的文学成就时，就单列出其四六而论，论述文字不多，但显示出不废骈文之论的倾向，“南宋的四六”亦有专门论述。

主要学术论文方面。近二十年关于骈文的学术论文多起来，但专门讨论或涉及宋四六的论文却很少。关于宋四六总体研究的，以曾枣庄《论宋代的四六文》（《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为代表，在宋四六研究论文中具开创意义。文章重点论述三大问题，第一部分为宋四六正名，对宋四六的认识历来存在一些偏见，有一些错误做法，该文对这些说法一一辩驳，对宋四六给予正面积极的肯定。第二部分关于宋四六的发展演变，指出大体可分四个阶段：宋初前80年，北宋古文运动时期，南北宋之际和南宋前期，以及南宋后期。这一分期的做法可说是对此前观点的一个总结。第三部分谈宋四六的风格流派，依《云庄四六余话》说法分为王安石“谨守法度”一派和苏轼“雄深浩博”一派，对不同作家的不同四六风格和不同文体四六文的不同要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关于宋四六文代表作家研究的，现仅涉及苏轼和欧阳修两家，有尹占华的《论苏轼的四六文》（《天府新论》1996年第6期）、陈祥耀的《苏轼与“宋四六”》（《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以及于景祥的《欧阳修对骈体和散体的科学态度》（《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关于宋四六话的研究也是目前研究涉及稍多的一个问题，主要有曾枣庄《宋代四六创作的理论总结——论宋代四六话》（《宋代文化研究》第五辑）一文，对宋代几种四六话一一做出评介，对这些四六话中的重要观点加以梳理概括。另外还有钟仕伦《骈文与王銍〈四六话〉》（《文史杂志》1993年第3期）、莫山洪《论〈诚斋诗话〉中的四六话》（《柳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莫道才《论宋代四六话的兴起》（《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论〈四六丛话〉的学术价值和骈文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等，《四六丛话》虽为清人著作，但和宋四六话关系密切。关于宋四六和宋代科举制度的关系，无文章专门谈及，但在祝尚书《宋代词科制度考论》（《文史》2002年第1辑）一文中认为词科制度对南宋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四六文的复兴，且体现在“四六文名家辈出”、“四六文名篇迭出”、“四六文集层出不穷”等三个方面。

台湾地区研究著作部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骈文研究在台湾学界不受重视，论著不多。从七十年代以后，尤其近一、二十年来成果颇丰，先后出版关于骈文的专著十余种，骈文选本若干种。

在台湾学术界,目前首屈一指的骈文研究家是张仁青教授，其《中国骈文发展史》共九章，第八章为“两宋骈文之蜕变时期”，《骈文学》第七章述“骈林七子”，宋代只取苏轼为代表，论宋代骈文特色，兼及宋四六分期等问题，观点多取民国诸家，在归纳前人之说的基础上总结宋四六六大特色为体制狭隘、工于剪裁、喜用长联、格律谨严、长于议论、繁用成语。对宋四六进行专题研究的是江菊松的《宋四六文研究》，共六章，第一章绪论，讨论骈文产生原因、骈文流变及宋四六释名，第二章宋四六体裁与风格，第三章宋四六作法探讨，各章观点亦出自民国诸家。第四、五章为南北宋之四六文作者及作品，北宋选取杨亿、欧阳修等十九人，每人选例文一篇进行论述；南宋选取汪藻、孙觌等十九人，也是每人选例文一篇论述。第六章未来骈文之展望。此书之价值主要在第四、五章，特色在重视文本本身，但对宋四六的背景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并无涉及。另外，赋学专家简宗梧有《赋与骈文》一书，从辞赋与骈文关系的角度讨论问题，提出“骈文起源于文章的辞赋化”，“骈文是赋体化的散文”的观点，得出“从东汉到唐宋，骈偶一直是文学语言的主流”的结论，对宋代四六的蜕变加以论述，篇幅不长，但给我们的有益启示是，从四六和其他文体比较的角度去认识问题，确实是可取和可行的方法之一。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